书评：《三国前夜》

“汉章帝之志” 这部分关于以夷制夷的推演非常精彩：后汉边军疲敝，班超提出以夷制夷，团结一部分夷人打另一部分，夷人部分内附，汉民不用去边关打仗，这看似是一举多得；然而这种模式下会培养出夷人推举的地方军事首领，如董卓，内附的夷人更是在矛盾的积聚中爆发出五胡乱华。太精彩了，好事和坏事，短期效益和长期影响，这种精彩的推演和验证只有在历史中才能得到验证和反馈。后边还有类似论述：儒家礼教不断深入内化到民间，削弱了士人建功立业的野心，推崇安土重迁，这本有益于皇权统治，可这一趋势同时也维续乃至强化了地方豪族，为后世分裂埋下伏笔。

儒教对汉朝的影响从王莽之死才刚刚开始：后汉为了彻底掐断儒教封神，干脆自己全盘继承，自己来当“儒教教主”；士大夫在儒学浸润下逐渐剥离了中央的道德权威和统治效能，同时在儒教的影响下聚族而居，又深受儒家教育，不断强化这一循环，最终催生出了汉末遍地的豪族。

原文摘录

引子：一颗头颅的旅行

后汉首都的正式名称是“雒阳”，出于惯例，本书统一使用“洛阳”。

前汉之时，匈奴灭亡大月氏，将其首领的头颅进行了处理，制作成骷髅饮器。

无独有偶，在中土，司马迁记录春秋末期智伯被杀后，“赵襄子最怨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

刘秀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去掉“大”字，分别改为太尉、司徒、司空，从形式上降低其身份；三公主要由文官担任，处理帝国日常事务，未必能参与最高层政治，且更替频繁，权力远远不能和前汉相比，前汉以外戚为大司马辅佐皇帝的盛况一去不返。

图谶用图像和谶语来影射、预言，“谶”就是应验的意思。图谶的渊源非常古老，但后汉的图谶又有许多是新近伪造的。图谶比纬书更荒诞、迷信、民间化。 纬书，顾名思义，是和经相对应的概念，用“七纬”配合“五经”，内容驳杂，这种形式大概在前汉中后期才逐渐形成，内容有荒诞诡异之语，有天文历法之说，还可能有些从先秦流传而来不载于“五经”的口传旧说。

虽然王莽激进的儒家改革最终失败，但儒家精神已被社会各个层面广泛接受。后汉人所理解的儒学，与前汉和后世的一大不同，就是对“谶纬”的重视。图谶、纬书，是两种不同的“经学衍生品” 图谶，顾名思义，有或形象或抽象的图，也有谶语。后世熟悉的所谓《推背图》即可视为一种图谶。图谶用图像和谶语来影射、预言，“谶”就是应验的意思。图谶的渊源非常古老，但后汉的图谶又有许多是新近伪造的。图谶比纬书更荒诞、迷信、民间化。纬书，顾名思义，是和经相对应的概念，用“七纬”配合“五经”，内容驳杂，这种形式大概在前汉中后期才逐渐形成，内容有荒诞诡异之语，有天文历法之说，还可能有些从先秦流传而来不载于“五经”的口传旧说，都能用来阐发“神学思想”，探究上至宇宙阴阳、下至个人命运的神秘，被视为圣贤故意不载于经书的“微言大义”，所以合称“谶纬”。

当一个皇朝以某种意识形态自诩，其他人就很难直接利用这种意识形态来改朝换代了。

地方治理上，官僚体系等级森严，州郡县政令畅通，淋漓尽致地体现着秦制；但乡里有相当的自治性，有头有脸的人物会结社立僤，还把乡规民约刻在石头上。地方官来自外地，但和本地下属之间不完全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犹如君臣甚至父子。

乡里的自治自律和礼治的存在，为朝廷节省了大量治理成本；人们信仰儒教，就会认可能够遵循儒道的皇帝和官僚；一个人越有孝行，越顾家，越亲近乡土，就越忠于汉家。汉家之天下成了天下人之天下，列祖列宗再也不用担心有人借助儒家来夺取帝位了，这就是后汉从王莽身上继承的最重要遗产。

正午 汉章帝建初四年

一、太后和民妇

所谓“五口之家”，并不是实指家里有五口人，而是说儿子即便结了婚也未必分家出去 廖伯源考察尹湾汉墓出土前汉晚期东海郡人口集簿情况认为：“汉人非结婚后即与父母分户，当是兄弟俱有子女后始分户自立”。这一现象到了后汉只会愈演愈烈。，要奉养堂上父母，抚养弟妹子女，谨遵儒教，是一个三世同堂的结构。

当年秦国搞商鞅变法，是不太讲究“孝”的。为了便于征税和消除反抗隐患，家里的成年男子必须分家，同姓的家族也不许长期聚在一起。前汉初期继承秦制，家庭结构变化不大。但到了后汉，“孝”早已成为天下共识，朝廷鼓励和表彰奉养老人，出了名的孝子还会被举孝廉。逐渐地，秦朝那种“三口之家”就变成了“五口之家”，同姓的家族也往往聚在一起 从一些出土简牍分析来看，直到三国时期，一个地方聚落仍然有很多姓。同姓聚族而居的现象当然越来越普遍，但不能误解为一个聚落只是少数姓氏的聚居。。

马太后在道德实践上堪称“女中王莽”，公开宣称不信鬼神巫祝，恐怕主要是为了撇清一切巫蛊嫌疑。

正史把马太后塑造成后汉最出色的后妃，却没有给她留下名字，后人只能称她马后、马太后，或是明德皇后。出土的简牍却让一位默默无闻的老妇人留下了好听的名字——张序宁。

这大概正是历史的奇妙之处吧。

二、六大家族

阴氏对郭氏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才是马皇后命运转折的真正背景。

大小宋贵人、大小梁贵人，最后都被窦皇后陷害身死，帮助她陷害宋贵人的是一个叫蔡伦的宦官，后来以改进造纸术留名青史。

皇帝广泛选择采女填充后宫，无论是谁受宠，无论谁诞下子嗣，皇后必定出自来源于南阳的阴、邓氏，河北的郭氏和西北的马、窦、梁氏六个家族。他们之间既有恩怨又互相联姻，既有合作又围绕着皇后之位进行争夺。

历来皇朝世系图都是以皇帝为中心，而后汉的世系则以皇后为中心才能看得更清楚，也才能发现这些家族之间的恩怨虽然血腥，但颠来倒去仍然是一家人内部的倾轧和升降，可以视为礼教中国的一种特殊实践。

由此可知，后汉之所以反复出现皇后临朝，并非后汉的皇帝和大臣们不懂得吸取教训，乃是皇室成了一种以皇后为工具、几大家族媾和统治的皇族集团，很是特别。皇帝虽然姓刘，但身上淌着六大家族的血，皇位也就可以看作是通过皇后来分配，在六大家族中轮换。（读者注: 鞭辟入里的见解）

若与前汉比，两汉都遵循“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原则，但前汉只要立了皇太子，生母就可以当皇后，无论她是皇帝尊贵的表亲，还是民间卑微的舞女。而后汉直到晚期之前，无论皇太子生母姓甚名谁，皇后一定出自六大家族。

后汉确实吸取了王莽的教训，把外戚包装成“洛阳一家人”，使得外戚夺取帝位的动力大减，远不如对夺取皇后位置的兴趣浓厚，但也带来了新问题——

每一个家族都想让皇后的位置在自己的手中多停留一会儿，今天只是干涉立太子，明天可能就要废皇帝甚至弑君，因此总会有一天，有一个人，决定打破这种“寡头政治”，建立真正的、大权独揽的、效仿前汉的皇帝统治。

三、太尉的葬礼

后汉的三公都被视为宰相，但在班次上太尉最高，其次司徒，其次司空，类似于今天机关单位里平级人员也有先后排序。

太傅只在新皇帝登基时由前朝老臣担任，去世后就不再设置，属于因人设岗。

在前汉之初，萧何、曹参这样的宰相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副皇帝”。但后汉的三公完全不同。设三公的精髓在于，既符合儒家典籍的记载，又能把前汉宰相的职能一分为三，地位相等，形成分权，不论是太尉、司徒还是司空，都和前汉的宰相无法相提并论。

刘秀父子还有一个迥异于前汉任何皇帝的癖好，就是史书中频频出现的“好吏事”三个字，意思是：喜欢抓具体事务，亲自干具体工作，不仅不烦，还乐在其中。

刘秀父子用尚书台来侵夺三公的权力，主要是为自己揽权，没有再造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主观动机。或者说，皇帝太过勤勉，就会导致近臣侵夺三公职权的客观结果。

在前汉，许多士大夫都通过加官的方式进入禁省服务，中常侍就是常见的加官；但在后汉，禁省主要是宦官的天下。

如果有皇太后甚至太皇太后，则分别尊称为长乐宫、长信宫，配少府、卫尉、太仆，没有皇太后和太皇太后时就不设这些官职。

皇帝和三公不能简单理解成今天职场里“一把手”和下属的关系。三公更像是“一把手”的副职，是“二、三把手”，属于“班子成员”，或者说皇帝像是企业的“董事长”，三公像是“管理层”。三公有自己的分管领域、日常工作，并基于皇帝的授权发号施令，不能说是没有权力的闲职。

尚书台是“一把手”亲自“分管”的办公室，如果这个企业的副职没有像牟融那样“录尚书事”也就是“协管”办公室，他的实权可能确实不如办公室主任。“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是很多单位的常态，但不能说办公室就能取代其他副职。

宦官作为“一把手”的生活秘书、服务人员，面子最大，但如果想干预单位的事务，容易遭受舆论非议，反而很难直接出面。从中层、管理层副职中寻找同盟，甚至操纵“一把手”，是他们的主攻方向。

四、汉章帝之志

靠近汉家的匈奴，越来越依靠与汉家的贸易、掠夺和汉家的赏赐来维持生计，有些匈奴大概已从事农耕；草原深处的匈奴则维持原有的游牧生活，内部的分裂越来越严重，直到一次内讧，彻底分为南北匈奴。南匈奴主动求为汉朝的藩属。

事实上，华夏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定会走向分离。南北匈奴的分裂、东西突厥的分裂、内外蒙古的分裂，都是如此。这也就构成了“以夷制夷”的基本前提。

此后若干年里，班超用于阗的兵打莎车，借月氏的力量给援助莎车的康居施压；龟兹投降后，征发龟兹和鄯善的兵打焉耆，诸如此类，就像围棋高手，令人眼花缭乱。

班超经营西域的地方性策略，也就成了贯穿整个后汉的国策。汉家广泛利用“雇佣兵”保障边疆安全：在北方，利用南匈奴打北匈奴；在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征发羌的这个部落攻打那个部落；在东北森林的边界，征发乌桓攻打鲜卑，或是征发鲜卑攻打乌桓，可以说“玩”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但“以夷制夷”存在着致命的隐患。一是北匈奴被“消灭”后，北方草原并没有腾空，鲜卑随即占据，留下的十多万游牧民也自称鲜卑，北方并没有变得安全。二是这一国策下固然有班超这样的人，但也能培养出董卓。三是汉人和内迁的南匈奴、乌桓、羌等在边疆渐渐杂居，汉廷无法像对待敌人那样将他们驱逐，他们也没完全把自己当成汉家的子民，积聚的矛盾犹如火山时而喷发，特别是汉羌之间“帝国对部落”的冲突日益惨烈，为董卓的崛起埋下伏笔。最终，这种矛盾在两百多年以后的西晋末年大爆发。

如果说帝王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至少有一点，帝王和艺术家一样，总会有一种“影响的焦虑”。每一位帝王都渴望超越前代，还得做出点特色，生怕自己被埋没在历史之中。

当各地的县令、太守们都变成了“小王莽”，而祥瑞也随之地方化，儒学的政治品格在向基层移动，从皇帝向地方官下行，从中央向郡县外移，汉家的“周制”也就是“封建性”更加显著了。

在前汉中后期，儒家对政治的影响处于上升期，经师拿出经学的语录就能干涉和支配国家的制度建设。一种思想能够立竿见影，恰恰说明了它还没有扎根，比较前卫、时尚，大多数国民还没有掌握，国家制度也没有被其改造。

等到后汉，儒学成了国宪政典，从皇帝到齐民都处于儒家的影响之下，朝廷的许多制度也已根据儒家设计，臣民想拈出几句儒家义理来影响朝廷大政就实属幼稚了——你说的这些道理谁不懂啊！

于是儒家义理被抬得很高，却已很难直接影响政治。臣民们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儒学的熏陶。他们很少对儒学发表深刻的见解，而是日用伦常却不知，将儒家潜移默化的教化和千百年来延续的民间信仰糅在了一起。

穆斯林文明把一系列古代地缘政治义务、城市范式、制度、习惯、仪式和由来已久的观念化为自己的信仰和生活。

儒家和汉家甚至古代中国的关系，也大抵如此，儒家并不是“征服”了华夏，而是契合了古代中国人原本就习以为常的生活，所以才会对普通人的鬼神信仰、安土重迁报有温情的宽容，主要对士大夫“君子”特别是统治阶层提出道德要求。

礼教中国的本义不在于概念，而在于儒家和世俗生活的水乳交融。

在这种环境下，后汉的臣民从个人来说，主要围绕着家庭、宗族、故乡和死后的灵魂打转，少了很多建功立业、一言兴邦的冲动和野心，社会也就少了许多“不安定”因素，整体呈现出风俗淳厚的面貌。基于同样的原因，后汉的地方势力不仅日益增长，而且得到了礼教的增持，逐渐成为典型的“豪族”。

后汉的“秦制—儒教”是混合政体，社会上因此形成了广泛存在的中间阶层，这不是今天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而是经济上的地主，或是累世积财的商人、文化上的儒者、聚族而居的“地头蛇”、世代官吏的家族、边疆世袭的武士、民间宗教的教主……大多数情况是以上两种或多种身份兼而有之。他们都可以被看作豪族或潜在的豪族。

处于至尊地位的汉章帝，是后汉第一个真正儒化的皇帝。王夫之说：“东汉之衰自章帝始，人莫之察也。” 这是把历史事件的前后顺序当成了因果关系。刘炟已经对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决。在古代，一个帝王能够较为准确地理解过去并面对现实，就已经是帝王里的佼佼者了。只是他的后继者未必有他的命运。

午后 梁冀时代

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忍受逆境，

但如果你想测试一个人的品格，

不如给他权力。

——亚伯拉罕·林肯

一、五湖四海

整个后汉除了开国刘秀父子和末代皇帝汉献帝外，刘保是唯一一个从即位第一天就没有太后和外戚干政的皇帝 汉章帝时马太后虽然没有临朝，但对朝政是有所干预的；此后，窦太后之于汉和帝，邓太后之于汉安帝、汉殇帝，以及梁太后之于汉冲帝、汉质帝、汉桓帝，窦太后之于汉灵帝，均有太后临朝的情况。

各郡国每年向中央举孝廉，人数十分有限，举了孝廉可以直接在中央担任郎官，有的可以火速提拔，再一外放就是地方主官。把举孝廉看作后汉最重要的人才选拔科目之一，并不为过。

尚书台的副长官和长官唱反调，甚至职位更低的尚书和尚书令、尚书仆射提出不同意见，在当时都很常见。这是因为后汉的官员没有今天所谓的“行政级别”。比如左雄虽然当了很多年尚书令，一度还升任司隶校尉，但他后来离任，再入仕的时候却当了尚书。同理，三公被免职，回头去当个九卿也很正常。一个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如果辞职后又回来，朝廷并不会考虑他原来的俸禄，说不定让他从一个“六百石”的官职做起，他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治理具体的政事不是辩论赛，没有绝对正确的道理，左边的弊端太明显，就要出政策向右边纠正，反之亦然。

六大家族虽然始终在政治舞台上，但主角配角的变幻莫测令人唏嘘。窦太后一死，窦氏家族就遭到了严厉打击，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安帝时，邓太后一死，邓氏家族也遭到严厉打击，大将军邓骘自杀。

洛阳的南郊越发热闹起来，太学的人气日益兴旺。几年以后，汉廷还要求六百石及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必须进入太学。海内的名师、天下的儒士、官员的子弟济济一堂，不仅研习经学，砥砺名节，大量“官二代”“官三代”的加入，也把官场中“门生故吏”的那套做法带进太学，推动着太学生热衷于讥评时事、评判时人。一个常年对公众人物进行政治和道德“审查”的太学，势必将成为天下最重要的舆论策源地。

后汉一朝，大抵有三个人才高峰。开国的英雄豪杰、末年的三国群英，都是乱世出英雄；唯独汉顺帝期间发轫的这一批人才及追随者，是和平年代里按照“礼教中国”的标准人为“选”出来的。

今天互联网上有句常见的话，对于一种恶劣的行为，网友会说“不是蠢就是坏”。如果说蠢是缺乏知识，坏是没有道德，那么当蠢就能达到坏的效果，意味着知识和道德同样重要。（读者注: 有趣的切入点）

宦官养子悉听得为后，袭封爵，定著乎令。

意思是，自今日起，承认宦官的养子是合法继承人，允许养子继承封爵，并形成制度。

宦官是阉人，没有后代，其权势和富贵具有可预见的暂时性，无法传承下去，对政治的影响不可持续，只能依附皇室。此诏令一出，不言而喻，宦官将不仅有后人，还会有亲家，其权势也就具有了可预见的坚挺和延续性。没有这道诏令，理论上就不会有“曹操”。

一个重要原因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刘保的父亲汉安帝就默许宦官郑众的养子嗣爵，这是一种既成事实。（读者注: 一个政策能推行，很可能是因为它已经事实上成型很久了）

中黄门的“中”，是禁省的意思，多数是保安、门卫、车马仪仗、典礼引导员等；小黄门反而比中黄门级别俸禄要高，主要是皇帝或太后身边的侍从，“小”可能是早期的小黄门由少年宦官充任，后来的小黄门年龄并不小，比如汉灵帝西园八校尉，为首的蹇硕就是小黄门。

外朝士大夫和禁省宦官发生了权力斗争，令外戚梁商倍觉尴尬。对于圆滑处世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朋友圈”里的两拨人打起来更心烦的了。

二、梁冀的崛起

在古代，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族群”，而是散落在从陇西的黄河上游一直到今天的川北、云南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的无数部落，汉家在新征服的土地上设置郡县，把他们迁徙到内郡时，“羌”就成了汉家对他们的统称。

羌人的部落在大大小小的高原河谷里农耕，也在山上游牧，彼此互不隶属。他们时而为了争夺河谷而彼此攻伐，时而为了劫掠汉郡而临时集结，时而被汉军征发攻打别的“羌”，降而复叛，叛而又降。再加上边境一带汉羌杂居，分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愈加困难。

前汉擅长的“汉匈全面战争”，在后汉成了帝国边缘难以区分敌我的汉羌战争。全面战争很残酷，一次性战死的军人很多，但往往时间短，打几仗就结束，战场一般也不会选在老百姓的家园；汉羌战争的残酷，则不在于一次性死人的多少，而是发生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旷日持久，不论是敌是友都不得不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紧张，老弱妇孺亦不能免。

前汉的“全面战争”能培养出卫青、霍去病这类追亡逐北的“集团军将领”；但在后汉汉羌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将领，则不得不直面军民难分、胡汉相杂、军事区和定居点重叠的困难局面，他们的道德不断被现实拷打，从而两极分化。

细细想来，梁冀决不容忍任何人对自己的非议，和梁商任何人都不得罪，其实是同一种性格的两面，说明他俩都对舆论极度敏感。一个给女婿送美女的人，教育出在服丧期间通奸不辍的儿子，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正如后人所言，汉顺帝“中材以上”，能够从十岁稳稳当当做二十年皇帝，没有大权旁落，而且朝廷和皇宫内部都比较安宁，说明能力和聪明都有。尤为难得的是，他执政宽厚，很少杀戮，甚至连政变都能容忍。

皇帝本来是“秦制”最重要、最核心的设置，自汉章帝以来，汉和帝、汉安帝、汉顺帝虽然能力有高有低，在个人风格上越来越仁慈、温和，越来越倾向于扮演“礼教”的那一面。

汉质帝之死和梁冀邀请刘志来洛阳迎娶妹妹同时发生，实在太过巧合。即使史料缺乏，也不能不假设另一种可能——

梁冀利用飞章铲除李固不成，就以选妹夫为幌子，选定并考察了易于控制的蠡吾侯刘志，将他召到洛阳，随即安排人鸩杀汉质帝，刘志就成了和皇位空间距离最近的人选，再策免李固，顺利将刘志扶上帝位。

这是汉家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弑君。梁冀以前总体上和窦、马等外戚家族的不法行为差不多，这次他走得太远了。

三、党人之议自此始

秦汉之时，皇帝还没有垄断“万岁”这个词的专用权。普通人取名字可以用，日常表示极度高兴也可以用，但常见的用法是在朝堂上赞美皇帝的一举一动。

杜乔这种“我不会自杀，有种你弄死我”的态度，对后几十年的士大夫影响很大。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在黑暗的政治面前宁可被杀，宁可逃亡，宁可鱼死网破，也不会因为一顶“士大夫”的帽子而自杀了。

梁太后同意杀死“李杜”，其中既有维护梁氏家族的私怨，也有对士大夫为维护礼教而迸发出的力量的担忧。然而这礼教正是后汉立国的基础，她也不敢不认同。

当时的士大夫明显感到一种趋势，就是一个高官倒台后，以前只是亲属、婚姻关系被牵连禁锢，现在连门生故吏、朋友同志也难以幸免。禁锢的范围越来越宽……

周福和房植之褒贬，仅仅是甘陵国内部的蝴蝶扇动翅膀，能在日后酿成龙卷风，在于这件事逐渐走出甘陵，变得广为人知。它像一块试金石，能迅速鉴定出一个人的立场。赞同房植的人，肯定也支持“李杜”、怀念刘蒜、厌恶宦官、反对梁氏，总而言之，自诩清流。

立场的分化，使得时人能够迅速而鲜明地辨别出人和人的不同。这里需要指出，古代的党人和现代政党绝非一事，没有组织，是一种“朋党”。后汉的党人可能连“朋党”都够不上，有些人甚至互不相识，只是秉持共同价值观和立场的同道。

当梁太后忧心皇帝的成长和梁氏家族的未来时，梁冀很可能觉得这位大妹妹管得太多了。同样，皇帝刘志此时也很可能把权力受限归咎于梁太后，这两个梁太后最放心不下的男人大概都在盼着她死去。

梁冀并不是王莽那种有理想、有文化的“楷模”，依靠个人魅力和经学修养来积累威望；也不是霍光那种有纪律、有能力的权臣，通过缜密的权术和行政机制来把控局面。梁冀没有甚至不屑于掌握政治术的精妙和平衡，他对权力是一种禽兽式的占有，对所有损害他权力的人和事，都会给予暴虐的回应，这是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主义。

他已经当了十年皇帝，仍然受制于梁氏，谁都不敢信任。但他也从梁冀那里“学”到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东西——暴力和恐怖主义。

赵忠此事不可能是孤例，刘志为了赢得一些生存空间，默许甚至授意身边的宦官贪赃枉法、奢侈僭越，从而达到收买的目的。

事情进行得太过顺利，肆虐二十年的梁冀，一直被看作威震天下、睚眦必报、手段残忍的政治恐怖主义大师。然而见到诏书后，他顺从地上缴了大将军印绶，毫无反抗地接受了爵位的迁徙和降格。

曾经以为他是一只虎，至少也是一头恶犬，没想到最后关头竟然像猪。

梁氏家族凡是下狱的，不论老少，全部弃市，在洛阳的市上公开斩首。因为梁冀的极度残暴，梁氏家族没有像郭、阴、窦、邓等家族那样，即使下台被流放，也还有重整旗鼓的机会。至此，赫赫有名的六大家族之一安定梁氏，就这样彻底消失在后汉的政治舞台上，也基本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

从后见之明看，六大家族强势之时，虽然有孩童之帝王、垂帘之太后、跋扈之外戚，但皇室的地位是很稳固的，诸皇后家族不会有取代皇室的打算，相反到了后汉末年，六大家族式微，皇室也速告终结。造成这一局面的不仅是刘志和他的后继者，也是因为梁冀的登峰造极，促使皇室抛弃了“六大家族”。

梁冀以一己之力，败坏了汉廷中央的政治生态，导致供职洛阳朝廷的士大夫往往屈从于强权，以前是梁冀，以后也会有别人。（读者注: 清朝的负面影响也类似）

正像后世犯罪学所揭示的，梁冀不仅是刘志的暴力加害者，也是刘志的真正老师。在梁冀时代，刘志实现了从暴力的受害者成为暴力实施者的过程。

当然，此刻的他就像一个平静的、正在生成的台风风眼。他还没有意识到，残暴的梁冀死了，但梁冀的残暴将会伴随他的余生。

黄昏 延熹皇帝的十年

一、复归武宣的皇帝

经历过暴力特别是心理暴力的人，往往更加敏感，更容易遗传暴力。

纵观两汉，除了开国皇帝外，前汉的武帝、宣帝对权力的把控最为有效，因为他俩都特别擅长用近臣驾驭外臣。特别是汉宣帝重用宦官，宦官首次在汉朝历史上形成了势力或小集团，在宣帝死后依然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后汉，这类在礼教孝道影响下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现象并不少见。多年以后天下大乱，各地家族不论大小贫富，往往集体行动，亦与此密切相关。

因为曾经当过傀儡，刘志对批评特别敏感，视之为对他权力的挑战；又因为梁冀对待挑战是一种“睚眦必报”式的政治恐怖主义，刘志也深受其影响。

意思是说，即使现在梁冀已经被杀，也千万要记住，对梁氏的评价无论好坏一律不许讲，评价梁冀就是评价皇帝，会再次招来灾祸！

梁冀不曾远去。

时代正在变化，后汉的地方官员、郡县舆论、社会风气、豪族世家，经过百年涵养，已经和从前大不一样了。例如，在前汉多数时间的政治叙事里，中央政治决定着地方政治，甚至看不见地方政治；而现在，地方政治将逐渐裹挟中央政治。

第五种因为查办单匡雇凶而被罢职，又因为自己的故吏雇凶得以逃脱。在前汉，汉武帝采取雷霆手段，将继承战国贵族遗风的侠客基本诛杀殆尽。在后汉，侠客之风再度兴起，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儒家礼教在各阶层的渗透，后汉的侠客遵循的是儒家道义，体现在对受到伤害的亲人的复仇、对朋友的两肋插刀、对主公的忠诚等方面，维系的是一种家族、地方、私人的利益。

二、礼教的圣化

朝廷对于普通人入仕关注其身上的兵器伤害，目的首先是防止有过暴力不法行为的人进入官僚体系，而且早在前汉就已实施，“为武人的晋迁设置障碍”至多是次一层面的目的。

“士大夫”在华夏历史上首次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就是在后汉，其特点是思想上虽持儒家观念，但在行动上各有专业，手段上也不排斥法家“管理学”，并非纯粹的儒生。

太学成为时常和朝廷对立的舆论阵地，主要是由于儒学影响，尽管太学生们不爱修习儒经，但热衷以儒家观点立场来评判时局和人事，属于“学问家淡出，思想家凸显”。

这就意味着，在汉家，一个人物是优是劣，一位政治家是清是浊，一个政治事件是对是错，不再由皇家、朝廷说了算。朝廷用一个人做高官，舆论未必认为是贤臣；李膺、郭泰赏识的人，舆论一定会赞叹不已。

郭泰和李膺的相遇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他们的联合已经使舆论平议侵夺甚至凌驾于汉家的选举制度之上了。

徐冲指出，《后汉书》一些贤人的事迹、写法、结构非常类似，是因为范晔在撰述时使用的这类资料，有很多是汉代郡国上计报送的材料。各郡国为了鼓吹本地先贤耆献，就会“发掘”出许多类似甚至完全一样的事迹、经历。

后汉各州郡有着浓厚的舆论平议氛围。功曹为郡里选什么人担任郡吏，推哪些人给太守作为孝廉的候补人选，已经和舆论对人物的褒贬裹挟在一起。选得对，舆论为之雀跃；选的人不孚众望，功曹和太守都会备受舆论抨击。因此，功曹实际上承担了为本郡维系道德、弘扬正气的职能，不纯粹是“组织部部长”，所以当时人们都尊称功曹为“纲纪”。

这句话描述了一种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太守选拔舆论公认的名士为属吏，属吏投效志同道合的太守为主公；太守尊重属吏的治理，在本地垂拱而治，属吏待太守以忠臣孝子之道。

在从前，这种理想是只能寄托在皇帝身上的。

后汉和前汉的官僚制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刺史、太守的属吏更容易升迁为太守、刺史等中央任命的官员。

而后汉豪族和从前最重要的不同，就是深受礼教熏陶。豪族世代居住在郡县，宗族观念和本土意识更加强烈，士大夫尤其如此。

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

就是说，收到州郡的命令，要像雷霆一样落实；皇帝的诏书送来，恭敬地挂在墙上就好。

在秦制背景下，只要天下还没有分崩离析，官僚机构就比地方豪族要强大，豪族需要成为官僚或依附官僚，才称得上一个“豪”字。直至后汉末期群雄并起，诸侯如曹、袁之辈，也是以地方官的名义统辖聚拢豪族，才得以逐鹿中原。

随着礼教在地方上的深化，宦官子弟及其盟友占据越来越多的地方官职，洛阳的宫廷斗争往往不局限于朝堂之上，而是越来越多地反映在各州郡了。

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

羌人只会慑于形势而假装屈服，只能一杀了之。

这是古人的“历史局限性”。段颎无法明白，不是羌人天生如此，而是汉羌在华夏边缘地带的杂居，使耕种与游牧的生产方式、定居与部落的生活方式，以及迥异的风俗信仰交错在一起。汉羌成为相互争夺生存资源的利益群体，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根本无法调和。

段颎以剿杀为主的平羌策略，使得汉羌矛盾日益加深。于是，后汉朝廷在西部边境平羌作战上花费的财力越来越多；凉州的边防军在作战中锻炼得越来越能打，手段也日益残暴。加之汉羌杂居通婚现象以及羌人雇佣兵的存在，交战双方有时甚至分不清谁是汉军谁是羌兵。凉州边防军队渐渐从汉廷的政府军向西北军阀的方向滑去。

陈蕃、李膺等中原州郡的士大夫，通过高扬道德、引领风气，消解着中央的道德权威。范滂、岑晊基于儒家礼教，和太守展开“君臣合作”，消解着中央的统治效能。荀氏家族、陈氏家族、赵岐、苏谦、孙嵩等虽然成败各异、福祸相倚，大都在儒家影响下体会到了聚族而居的力量。

这就是儒家价值深化的深层逻辑。

三、交锋

“中主”勾勒了刘志的治术。他一直以雄主自诩，认为自己能力很强，对清流浊流等各方势力都能掌控。因此他有时候显得刚愎自用，如对陈蕃的上疏毫不理会；有时候突然颇有帝王雅量，比如对爰延的提拔。“中主”，意味着刘志帝王形象的喜怒无常、捉摸不透。

但刘志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拙劣、幼稚、低下的政治品格，是梁冀对他青少年时期精神迫害的创伤反应。刘志其实只关注一件事情，就是权力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臣下可以批评他，反正听不听在自己，但绝不能诅咒他（如李云）、要挟他（如杜众）、逼迫他（如诣阙的太学生）、违背他（如后文要讲的人）。

在关东兴起的太平道的张角三兄弟，和在巴蜀、汉中兴起的五斗米道的张修、张鲁，都姓张，因为当时的道术都自认为从张良而来，所以就算是改姓也要姓张。还有，张成被宦官甚至皇帝所尊崇，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多年以后太平道能够坐大成为黄巾运动，就与后来的宦官甚至皇帝对方士的好感、纵容有关。

如今天下虽然承平，但有越来越多、各个阶层的人都表现出了不合作的态度。

四、第一次党锢之祸

当洛阳宫廷里的公卿和宦官主要在“罚没财产”“输作左校”这种层面上对抗时，地方郡县上激进的士大夫们已经踏入了大规模杀戮的新阶段。

不过历史地来看，这封上书从侧面真实描写了李膺等士大夫的行为。他们越是坚守价值，挽救世风，彼此抱团，就越会加剧皇帝对他们的猜疑，加剧地方政权和中央政府的分离，加剧清流和浊流的对立，加剧秦制和礼教之间的裂痕。

用士大夫敲打宦官，用另一批宦官敲打士大夫，是刘志的得意之笔。但这种权术无论应用得多么精巧，也无法改变其粗鄙的本质。他乐见士大夫和宦官的对立，将国家政教岌岌可危的秩序进一步撕裂。

某种意义上说，汉桓帝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但他的“有为”都是围绕着巩固个人权力展开。他终结了后汉皇室和诸皇后家族的联合，避免了外戚里出现第二个梁冀，但皇室自此失去了强有力的同盟。

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为了强化皇权，滥施权术，重用宦官，加深了“秦制”，又制造宦官和士大夫的矛盾，刺激士大夫为维护礼教日益激进，开始谋求“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秩序。汉家政教的内在矛盾逐渐加深，皇室从儒家的最高代表逐渐成为敌对者，而这恰恰是刘秀当年千辛万苦从王莽那里夺来、由汉章帝煞费苦心包装的东西。

入夜 第二次党锢之祸

一、大败局

按照儒家伦理，皇太后作为女性不可能像皇帝那样随时随地接见外臣，除了临朝，多数时间是在寝宫。因此，皇太后必须依靠宦官来传递声音，发挥政治影响。奠定后汉宦官政治基础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当年邓绥作为太后临朝时在寝宫处理政务，通过宦官发号施令，从而形成惯例。

谋求恢复皇后家族权势“旧秩序”的窦氏，和汉桓帝除掉梁冀后在“新格局”里培养的宦官，冲突已不可避免。（读者注: 非常有水平的一句话）

窦氏和陈蕃从当年宦官孙程拥立汉顺帝、单超除梁冀等政变中有所借鉴，布局比较严密，并非想象中的过于仓促、缺乏准备。

假如没有宦官，陈蕃一定会参奏窦氏的行为，就像当年对抗梁冀一样。但政治就是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陈蕃要想诛杀宦官，窦氏必须成为盟友。

人们常说后汉宫廷政治的模式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这并不准确。这种说法有一个错误的前提：皇权是正义的、纯粹的，所以外戚和宦官的“专权”是不正义的、被污染的。事实上外戚和宦官都是皇权的衍生品，皇权从来不是正义和温情的神造物，而是粗鄙和暴力的人造物。

确切地说，后汉是“皇帝专权”和“皇权托管给外戚”交替进行，直至汉桓帝终结外戚托管。刘宏即位初期才首次出现宦官专权，时间大约只有四年，到他十六岁处死侯览即告结束。宦官专权无形中也成为一种皇权托管，直至皇帝成年。而无论是托管还是专权，都属于“家天下”的范畴。

许多大家族因为援助张俭导致族诛、族灭，一些县域都为之残破。难怪当时部分党人对张俭极为不满，认为“一人逃死，祸及万家，何以生为”，你一个人逃亡就罢了，何苦要连累那么多人家？你即便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

张俭“望门投止”固然说明了他在当时的声誉和地位，但责任上的亏欠注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后世楷模。许多许多年以后，一位晚清“维新党人”在临死前还不忘对张俭表达不赞同甚至不屑：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士大夫这一华夏文明特有的社会阶层，自前汉中后期诞生，经过莽政的洗礼，在后汉得以长足发展，至“党锢”终于形成了具有身份意识的阶层。一方面，士大夫既因循秦制的吏道，又遵守儒家的礼教，是“秦制—礼教”政制的承载者。没有后汉这一混合政体的成熟，就不可能有士大夫的存在。另一方面，士大夫们起初未必意识到自己属于士大夫，正是因为党锢短时间、大规模禁锢党人，促使士大夫猛然意识到他们是一个价值和利益的共同体。

新的士大夫会继续成长。在建宁二年殉难的陈蕃、李膺都是2世纪初或“10年代”出生的人，逃亡的士大夫里相对年轻的刘表、张邈大概都是“40后”，“50后”的曹操、张昭以及“60后”的刘备、荀彧还在成长，至于“70后”的郭嘉、鲁肃、周瑜、司马懿，“80后”的诸葛亮、孙权，都还没有出生。

在郭泰的野哭中，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意义得以显现：“秦制”和“礼教”已经分道扬镳，“政”与“教”正式分裂，汉家的混合政体归于失败。

二、刘宏的青春期

一支如此庞大、“秦、胡”相杂的西北边防军可以顺利抵达帝都，经行的州郡官民也不紧张，侧面说明了汉羌百年战争以来，内地州郡已经对西北边防军的组成和行动习以为常。他们也许不喜欢甚至畏惧这些残暴的军人，但不太担心他们会叛乱。

内地州郡和洛阳宫廷的这种自信，一是出于内地承平已久，二是朝廷有把边境将领定期调回担任文官的定例，三是多少蕴含着对西北人士的轻视。

权力的争夺源于对敌人的判定，刘宏只要把目光稍稍移向皇宫门外，就会感到，比起外界的叵测，宦官是他的亲人而非敌人。

刘宏确实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当他意识到既想摆脱又不得不依靠宦官时，采取的方式不是非此即彼的权力争夺，而是寻找一个新对象也就是窦妙，为宦官制造出一个显而易见的敌人。然后他再凭借皇帝的身份，从和宦官的权力困局中跳出来，充当裁决者，从而在他和宦官的权力关系里博弈到更好的位置。

三、放·逐

至此，第二次党锢更加完整了，地方上不仅有被禁锢的士大夫，又多了被撵回来的太学生。他们大都属于精英阶层，不愁吃喝。初看起来，由被禁锢的士大夫开设私学，教授学生打发日子，是顺理成章的安排。

人的“审美”，需要超越功利，和审美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行。在一切都被政教化的后汉，对写字产生“审美”，既需要安逸的生活，更要从政教体制里退出。

史书里虽然不乏地方官与乡里豪族和谐相处的记录，但更多的是地方官对豪族的铲除，极少看到豪族把地方官拉下马的故事。普罗大众对日常生活里豪族的豪横往往感触很深，对地方官权力之大却少有切身体会。

隐匿期间，何颙认识了来自沛国谯县的年轻人曹操。曹操此时应当还不满二十岁，尚未出仕，正是“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年纪。据说何颙见到曹操时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曹操听了很高兴。何颙还认识了更年轻的颍川荀彧，称赞他是“王佐之器”。

曹操和荀彧很可能在这期间通过何颙相识，只是两人都还年轻，并没有意识到彼此就是将来的“王”和“佐”。

时代巨变之前，精英阶层的新生代都会有自己的预判和责任感，很容易走到一起，哪怕他们的父祖被视作政敌。法国大革命前夕许多鼓吹启蒙和革命的精英人士是贵族，差可比拟。

袁氏家族很功利，和宦官关系密切，且不介入宦官与士大夫的政治斗争。所以，袁绍和曹操的相遇不见得是谁靠近谁，他们的家族本来就比较熟悉。

公天下行禅让，是“以德治国”，传贤不传子，孝仅是家庭内部的伦理情感，谈不上“至德要道”；家天下改为世袭，是“宗法治国”，“孝”才从家庭伦理升级为构建国家政治秩序的基础。再引申一点，在以孝为基础的统治秩序里，从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庶人，都被安排了相应的政治责任和实践义务，也就是“礼”，从而使社会上下和睦相处。

深夜 汉灵帝退国为家

一、后党锢时代

党锢打击了更多士大夫对朝廷的信念，一些人虽然没有被禁锢，却因鄙视朝廷而拒绝出仕；党锢也促使各级在任官僚更加谨慎小心，千方百计避免举荐、辟召和党锢相关的人，或者干脆举荐宦官与贵戚的“关系户”。选出来的人才已经无复当年阳嘉新制的盛况，甚至名不副实，当时有谚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如果说汉桓帝真正的“帝师”是梁冀，刘宏的“帝师”就是宦官。宦官的教育使他对士大夫主导的官僚运作机制缺乏细腻的感受，也不尊重儒家确立的道德伦理，对于祖先创立的“汉家故事”亦不以为然。

内地州郡承平日久，党锢之后礼法废弛，中央政令不畅，地方主义抬头，帝国的控制力下降，反而促成了民间的相对宽松。于是，社会上文艺和娱乐的风气很盛。

段颎之死也给后辈将领比如董卓一个启示：凭你功勋卓著，一旦没了军队，一个酷吏就能将你杀死。

但帝王所系，乃是国体和政体，不能认为一个皇帝不是智障，敢于杀人，就是有政治气魄和深谋远虑。

刘宏的问题主要在于把卖官鬻爵的收入都纳入了自己的腰包而非国家财政。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这句话颇为难解，有时被看作刘宏被张让、赵忠欺瞒的证据。但联系他俩替刘宏保管私钱来看，这两句可能是表达“你俩是我的衣食父母”之意，也就是对于二人替他打理“家族信托”的信任。

这是刘宏“退国为家”最典型的表现，他虽然是汉家的帝王，但潜意识里已经不再自认为皇帝了。

退国为家，自弃九鼎，不再努力维持“秦制—礼教”的政治，士大夫也就没有了托身的基础，自然为各种地方势力所吸纳，就不要怪以后群雄逐鹿了。

自郡县制度逐渐实施以来，秦汉帝国的郡县守令虽然都由中央任命，但在本郡县握有十分集中的权力，因此时不时有太守据一郡之地叛乱。不过，直到后汉末期才出现同时段、大范围的太守刺史对中央的叛离，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从皇帝到大臣的观念里，天下已经坍塌，逐渐各顾其家、各为其主。

后世有人认为尼禄是通过戏剧表演来争夺民众，以对抗元老院，但想来这如同刘宏的小聪明一样，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政治意义。

尼禄死的时候三十二岁，刘宏死时三十四岁，两人都有一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气。但最本质的是，他俩都偏离了所处时代对皇帝的期许。

但尼禄和刘宏都没能承载起自己的皇冠，尼禄死于非命，终结了克劳狄王朝，“恺撒的谱系到尼禄便中止了”；刘宏则从观念上终结了后汉，开启了“垃圾时间”，他的继承人就像一截可有可无的盲肠。（读者注: 哈哈哈哈哈）

二、黄巾始末

这一天，三公同时收到来自地方州郡的一些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叫张角的冀州巨鹿郡人。此人根据《太平经》搞了一个叫“黄老道”或是“太平道”的东西，既有师徒授受，也有治病画符。

早期太平道活动不仅没有推翻汉家的意图，而且颇有维护、辅佐汉家致太平的号召。

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依据，对信徒许诺了天下太平，这与后汉官方今文经学所描绘的“太平世”很相似，都是些圣王贤君、爱家爱汉、安居乐业之类，和主流价值很配合。因此张角这类道术之士，和另一波专注于成仙、服药、长寿的方士有很大区别，后者对家国天下不太关心，主要寻求个体的解脱。

至尊的皇帝和一般的宦官、士大夫、地方官认可社会道德和天下太平。洛阳禁省里的宦官、宫女很多都是太平道信徒，比如中常侍封谞、徐奉；在地方，党锢之后，一些无路可走的党人也积极参与。总之，太平道虽是民间信仰，但并不低级、粗糙、幼稚，而是颇能和精英人士勾连。

总之，所谓“黄巾”最初可能是太平道一场声势浩大的民间活动。历史并没有给张角留下解释的机会，上文的推测是后代学者们替他讲的几句话而已。（读者注: 若如此，为何张角得知朝廷平叛意图后仍然维持原计划，还尽早起事？起事只是为了个民间活动吗？）

关于解除党锢，吕强一句话触动了刘宏：党人“若与黄巾合谋，将来后悔就晚了”。（读者注: 站在对方立场）

后汉的兵员主要是两种：一种是从编户齐民征发、服役期限相对固定的征兵；一种是服役期限不定、带有雇佣性质的募兵。从战斗力来看，征兵就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因为刘秀取消了内地郡国每年的军训和考核，这些兵战斗力比较弱；而募兵可以有雇佣兵、胡兵，战斗力较高，只要给的钱到位，忠诚度也可以保证。

镇压黄巾也给了郡国豪族以机会。在太平盛世，他们大多数只在本地做郡吏县丞，拥有许多农民依附的庄园，过着富足的生活，老死于户牖之下。如今，他们有了新的可能性，只要应募，庄园里的农民就可以成为自己的部曲兵。下邳丞吴郡孙坚此时加入了朱儁部，并很快冒头；卢植的学生涿郡刘备带着一批江湖兄弟，特别是杀人逃犯河东关羽和小老乡涿郡张飞，加入了本地州郡的队伍，试图通过战功来实现阶层上升。

黄巾已经遭到官军武力镇压，但他们毕竟是因为太平道的信仰才聚集到一起，有着宗教徒的迷狂，依然相信只要从邺城行进到真定，就可以实现天下太平，绝不能被官兵阻拦，耽误了大业。

早期黄巾的主体是太平道最虔诚的信众，他们对汉家原本抱着祈求太平的朴素愿望。这批人的消灭，极大打击甚至击穿了汉家“公天下”的民间基础，也增加了普通臣民对汉家的敌意。

那些趁乱而起的地方叛乱，一时平定，实力犹存。他们以前分散在各州郡，旗号各不相同，以后就可以都打着黄巾的旗号，借其声势。此外，各州郡长官征募军队后，不会轻易遣散，经过战事的洗礼，募兵也转化成了更具忠诚度的部曲。

剿灭早期黄巾的胜利，加速了刘宏的败局。

三、鹿与鼎

汉家耕地的名义税率基本上一直是“三十税一”。当然，一个农夫除了这笔税，还要缴纳人头税，服劳役，如果租种了他人田地还要交租金，受到的剥夺很重。但至少官方名义上长期维持低税率，百姓要怪也不会怪皇帝。（读者注: 熟悉的感觉）

节制自己的聪明亦是君主之美德。

前汉的大臣葆有一些先秦贵族的气质，动辄自杀；后汉有些士大夫受儒家特别是《孝经》影响，表现出“我不会自杀，有种你弄死我”的态度。

按照《孝经》教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无罪所以我不会自杀以违孝道，但我无罪被皇帝所杀，那就证明皇帝是昏君，社会是黑社会。

这个以袁绍为中心，依托汝南袁氏，由幸存党人和受党人熏陶的年轻士大夫组成的秘密政治小集团，可以被视为党人的变体，或者说“后党锢时代”的士大夫代表。他们的政治光谱一是敌视宦官，二是谋求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权益，希望和皇帝共治天下，三是注重军事力量，避免重蹈党人被诛杀的覆辙。

这也是刘秀废止州牧制后，后汉最早拜大臣为州牧的明确记录。当然，此时皇甫嵩所领的冀州牧，并没有割据一方的大权，姑且视之为洛阳宫廷应对时势的权宜措施。

以前，士大夫们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假定，就是皇帝愿意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只是被宦官所阻拦和挟制，因此要清除宦官，“解放”皇帝。现在，有些士大夫意识到，宦官是皇帝的另一个身体，诛灭了宦官，皇帝也就可有可无了。

在一个存在身份和地域歧视的社会里，被歧视者往往会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或是更加狂热地维护这种歧视链，并努力向上攀爬，例如张奂一定要把户口迁到弘农郡；或是心生怨恨，挣脱对汉室的忠诚，比如阎忠。

“义从”本义是自愿为汉军效力的少数民族“志愿兵”，后来叫法泛化，把汉军强行征来的、雇用的少数民族战士都称为义从，也包括羌化的汉人。最后，凡具有这类特点的人都可能被称为义从。

就像大多数人的人生，好不容易从一件糟糕的事情里挣脱，却发现摆在面前的是更糟糕的事情。边允和韩约无法解释为什么和叛羌在一起，能证明自己清白的只有陈懿，可陈懿被杀时他俩正在叛羌军中。

他俩干脆回头，正式加入叛军，专门负责军事，成为几位义从首领的“合伙人”而不是下属。为了躲避通缉，边允改名边章，韩约改名韩遂。这支叛军就变成了由汉官统领，以汉化羌人及羌化汉人为主要力量的一支劲旅。

董卓先击溃韩遂，又全身而退，加上同行帮衬，他的军事、管理才能和个人胆略，确实值得称道。此战之后，董卓被封侯，拥有了贵族身份。

强调董卓的能力和战功绝非为他翻案，而是解释董卓为何后来能够进入袁绍的视野，为何朝野起初对他没有警惕，为何他有能力掌控汉廷。总之，董卓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超新星。

羌人是部落众多、遍地酋长、彼此联合但缺乏中央权威的散装结构。这支叛羌虽然汉化颇深，但多首领的传统还在，导致内部权力分散，矛盾尖锐。

后汉皇帝的废立事关儒家君臣大义，也一直是外戚和宦官的禁脔，现在连地方官都有这个念头，证明废刘宏、废汉天子在汉官里已不是一两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不太忌讳的话题。

蹇硕年轻健壮，有些武略，和“十常侍”的关系并不密切，对刘宏绝对忠诚。然而，刘宏大概不知道，其他七位禁军将领可以确认属于袁绍小圈子的就有三位（袁绍、曹操、淳于琼）。由此推测，袁绍此时虽然羽翼未丰，但与新禁军关系密切。鉴于他又是何进的“故吏”和亲信，袁绍、曹操的加入可以视为何进对新禁军的染指。这就引发了蹇硕对何进的猜疑。

不过，董卓抗命的底气，除了手上的私兵，还有没有其他原因？他为何不担心皇甫嵩将他拿下？为何不惧怕洛阳的蹇硕、何进等“王师”？

对于皇甫嵩，董卓非常了解这位老上级、老同事，知道他军事才能很高，但政治上保守怯弱，不敢对自己发难；至于洛阳方面，董卓很可能已经与何进、袁绍建立了联系，摸清了朝廷底牌。

几个月后，袁绍强烈主张召董卓带兵来洛阳。这可不是征召文官、隐士，袁绍一定得非常信任他才敢“引狼入室”。

中平五年，太常江夏刘焉向刘宏提议，州刺史的权力不够大，声望和能力都不足，因此屡屡被杀，酿成州部动荡，应该借鉴在前汉末和后汉初施行过的州牧制度，选一些“清名重臣”担任州牧。

刘宏的本意并不是要搞“节度使”式的州部最高军政长官，而是选几个靠得住、有威信、经验足的文官去救急。刘宏固然实力虚弱，但并不傻，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挽救洛阳的权威，怎么会再造地方上的权臣呢？

范晔认为，刘虞和公孙瓒一个主抚，一个主剿，因此矛盾激化。事实可能更简单：刘虞职务上是公孙瓒的上级，军事上却要依靠公孙瓒，这个政治结构极度不稳定，几年之后公孙瓒杀害刘虞，最终成为幽州的割据军阀。

刘焉利用本地力量特别是迷信势力，逐渐成功掌控了益州。随后他暴露了真正目的，派遣张修、张鲁攻杀汉中太守，占领汉中郡，断绝和洛阳的通道，成了益州的割据者。说起来，刘焉的抗命比董卓道行深多了。

张鲁、张修占据汉中后，张鲁突然杀掉张修，背叛了刘焉，并借助母亲从事巫术活动的便利 把自己的父亲、祖父附会在了张修的早期活动上，李代桃僵。

董卓的第二次抗命和军事行动，显示他对洛阳的政局和走向颇为清楚，就像身后有一个导演。这不由令人揣测，早就盯上凉州野战军队的袁绍，是否就是这个导演？

袁绍最担心的是何进变卦，而阻挠何进的是何太后。一直以来，袁绍很注重从窦武的失败里汲取教训，除了告诉何进不要落单、依靠部曲兵外，他还有一个担忧就是对边防军将的掌控，不能出现第二个张奂。

为此，袁绍一直和凉州、并州这两处最强悍的边防军将领如董卓保持着联系，也很注重从东部募兵，提高何进普通兵员的战斗力。有了这些基础，袁绍给出一个大胆的建议：以何进的名义把这些军队都调到洛阳附近，逼太后同意杀掉宦官，再让这些军队退回去。

何氏家族本来只想把中常侍、小黄门换成士大夫，没想过杀光所有的宦官，只有袁绍这样想。作为新生代士大夫的领袖，袁绍的动机既是为党人复仇，建立纯粹的士大夫政治，也要以绝后患，避免被杀。

臣等殄灭，天下乱矣。惟陛下自爱！

这则预言是有逻辑的，宦官没了，天下就会大乱，请皇帝保重。张让这句话至少说对了一点，在帝制时代，皇帝和宦官这类奴仆同属于一个身体，皇权强大，宦官往往也强大，反之亦然。砍掉了宦官，就等于谋杀了皇帝。当然，对此不应苛求古人。

黎明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特别强调在桓、灵之间，“中智”以下都知道汉家迟早崩溃，但因为儒家的影响而苟延残喘了许多年。

对此，秉持儒家伦理的士大夫厥功至伟。他们在前汉是相对纯粹的儒家信奉者，正逐渐进入官僚机构；在王莽的新朝普遍占据着官僚机构，成为原教旨的儒家改革者；到了后汉，才逐渐变成道德上标榜儒教，行动上出将入相，不排斥法家治术的士大夫。

汉桓帝为了防止出现第二个梁冀，高度依仗权术，通过宦官来实现更严厉的中央集权，结束了已经走到尽头的“寡头皇后制”；汉灵帝“退国为家”和对早期黄巾的镇压，意味着他丧失了“公天下”的意识，丢弃了儒家对天下的维系作用。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秦制—儒教”政制的平衡逐渐被破坏。

大约在建安初年，精通职官和礼法的士大夫汝南应劭写下《风俗通义》一书，对后汉许多名士显宦的事迹予以批判，其中很多都是范晔笔下的正面典型。以本书提到的为例，他认为，徐稺参加黄琼葬礼哭完就走、黄琼故吏为了服丧停止颁诏，都不“合礼”；范滂拒绝朝廷对父亲的辟召、周璆不为侄子求情，目的都是不惜损害亲人利益而为自己博取名誉；韩棱替中风的太守理政、皇甫规主动要求成为党人，是罪不容诛的欺诈；杜密卸任后热心郡县行政事务，是脸皮厚，等等。 参见“愆礼”“过誉”“十反”诸篇。应劭的目的，就是指出这些人这些事也应为天下大乱承担一份责任。

士大夫政治建立后，皇帝和士大夫就成了古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从未真正相互信任又彼此离不开的“欢喜冤家”。

当皇帝能够以儒教自勉，较好维系“化家为国”的局面时，士大夫就会和皇室和谐互动，相辅相成，呈现出官僚制度的稳定性，如北宋；若皇帝只依靠宦官、近臣，如明末之“阉党”、清末之“皇族内阁”，开始“退国为家”，士大夫们就会呈现出某种风骨、精神、独立性，与皇帝对抗，甚至谋求改朝换代。

有时候，士大夫相对强大，皇帝相对弱小，如东晋，混合政制就呈现出“贵族社会”“门阀士族”的特点，成了“王与马，共天下”；但多数时候皇帝更加强大，特别是科举制度成熟后，“共治天下”就成了“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是历史走向的“波峰与波谷”。

建安七年，曹操大举南下，在赤壁大败而回。所谓“三国”，也在三国尚未诞生之前就在赤壁达到了高潮。小说《三国演义》的高潮也是赤壁之战，风流人物一时际会，此后相继零落，小说亦归于平淡。

党人们战胜了污秽的宦官，几代士大夫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捍卫了儒家价值观或者说当时的“普世价值”，创立了士大夫政治。曹操标榜“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目的就是将其作为政治功劳，为日后代替汉朝埋下合法性的伏笔。

季汉意识到了士大夫政治的重要，很清楚党锢之祸对维持汉家很不利，所以不敢公开提及。但在私人场合，诸葛亮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揭示了刘备的真实态度；还说要“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吸取宦官政治的教训。因此，士大夫政治对三国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读者注: 这个出师表的分析角度太绝了）

如果说王莽取代前汉，是儒家的幽灵找到了王莽这个“皇帝”为肉身，却失败了；后汉士大夫政治的形成，可以视为儒家的幽灵又找到“士大夫”这个新的肉身。这一次，至少成功了一半。

后记与致谢

“秦制—儒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政制。儒教推崇的如士大夫要实践道德理想，地方官要做合格的“一方父母”，百姓要有家族观、地域观，为人忠孝等等，既是后汉得以稳定的“底层逻辑”，又促成了后汉的倾颓。

这恰恰是政教体系的张力所在。

政治制度是人造物而不是神造物。人尚且不是完美、纯粹的，人造物更是等而下之。从古代诸文明的经验看，一个杂糅、粗糙的政治制度，反而能在长时段里趋向动态平衡，带来社会相对稳定；相反，越是追求纯粹、完美，内部越容易失衡、断裂，社会就越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