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重组与突破》

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

黄市长是有真东西的，他非常会算经济账，成本、债务、利息、股权债权等要素在他手里清晰明了，结合在具体的方案上说服力极强。资源在他眼中不是静态的，而是具备时间价值的，未来收入这一重要元素经常穿插在各种重组案例中：地块的未来价值、高速公路的长期收费、补贴带来的未来税收、产业链聚集的未来发展等等都是他方案中的 “筹码”。这种 “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格局在非政府项目中是比较难见到的，我在大厂中习惯了快节奏地关注眼前收益，突然再看这些案例才方觉世界之大。

时间不只能带来价值，同样能带来亏损，这对于书中的重组案例往往也是很重要的驱动因素，案例中相关方随着时间流逝而持续付出沉没成本，最终不得不接受重组新方案，本质上是大家均等让利，没有时间的沉淀就未必能推行得动重组方案。

读这本书能了解到很多有意思的新东西，比如资源储备（煤、油等）对于城市发展和应急的重要性，比如城投公司的核心作用是聚拢城市资产，形成优质市场主体以向银行融资；也能打开一些重要的思路，比如市政发展时应综合考虑各维度建立项目库，根据项目库逐步推进落地项目，这些思路在写代码时倒是常见，但能引申到其他领域就需要打破惯性认知了。

本书并非没有缺点，书中的案例重复性有点强，同一类型的案例往往有多个，个别案例还有强行拼凑的意味，这稍稍降低了书中的信息密度；书中的官话也太多，动不动五大好处三个意义四个要素六个后果，过于刻意拼凑，读起来反而会极大地降低流畅度。但这些小问题瑕不掩瑜，无损整本书的分量。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而且值得读多次。有为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又是怎么做的，黄奇帆市长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报告。

原文摘录

自序　世界是可以重组的——关于重组方法论的若干思考

攻读MBA（工商管理硕士）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去讨论100个、200个案例，头脑会变得越来越灵活，然后，遇到问题时要忘记所有案例，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根据具体问题来想措施、想方法，思考哪个方法最好，这个方法有没有后遗症，如果有后遗症可以用什么措施来预防。

引言　写在前面——从上任之初的遭遇战说起

这样一个具体的重组操作，解决了一个久拖未决的信访积案，既给市委、市政府分了忧，又指挥国有投资平台救苦救难，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读者注: 光重组不够，时间至关重要，拖到老百姓和银行对于高利息回报不抱希望而接受本金返还。）

如果你不提标，那么本该政府多收的大概66元/平方米，就会落入房地产商的腰包。房地产商即使多赚了钱，也不会压低房价。但是，如果政府手里没钱，那么想为百姓做事也是有心无力的，城市配套就做不到位，老百姓即使住进新房也无法正常生活，从而怨声载道。如果提高标准，让房地产商把该交的钱交上来，也不会贸然提高房价，市场有市场的规律。

在大家表决后，我特意说了一段话：“配套费提标属于重大价格调整，应该今天通过，明天就宣布生效。否则拖上一两个月，房地产商听到风声，就会在提价前扎堆报批开发项目，势必会造成政府规费损失，甚至可能出现灰色交易，诱发腐败。”

我强烈地感觉到，重庆辖区87%是山区，几千公里的道路修在悬崖峭壁上，每天几十万辆车在这样的路上行驶，如果没有很好的防护设施，那么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翻车事故。仅仅依靠制度设计、思想工作，或者管理要求，很难根治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主观责任的问题，所以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在基础设施硬件方面下功夫。

但是，还有每公里2万元的费用没有着落，怎么办？我们考虑由保险公司来承担，理由是：长途客运车辆和乘客都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如果发生一起重大事故，保险公司往往要赔偿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遇上重大恶性事故，甚至要赔偿上亿元，保险公司出少量的钱参与修建防撞护栏，是“花钱买平安”，从成本收益看也划算。（读者注: 灵活的思路。）

从基本面上思考问题，从根本上分析原因、寻找办法，再辅之以资产重组的思想化解资金难题，一个长周期、大范围广泛存在的问题就得以顺利解决。这种工作方法，也是我在重庆能够举重若轻地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实际工作中，有不少同志容易犯教条主义的毛病，往往被一些条条框框卡得太死，而不会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件事只是从实际出发，将方案设计的边际条件调整重组了一下，就解决了问题。这说明讲究实事求是、讲究原则性和灵活性的辩证统一，是多么重要！
注: 以前看不懂，现在常看常新

第一部分　企业的重组与管理

第一章　地方投融资平台“八大投”的运作机理

城市发展慢，不是重庆人不努力，而是建设成本太高了。例如，建设一个工业开发区，东中部平原城市搞完征地拆迁，土地基本就是一块平地。重庆搞完了征地动迁，土地往往是一片低山浅丘，还得花上一两年时间，用掉几千吨炸药，削山填沟，挖上几千万土石方。

项目资金一旦分散，就不能被当作资本信用来融资。

关于国家投向基建项目的国债资金如何使用，存在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如果分散到每个具体项目上，搞层层配套，一旦资金不到位，整个项目就转不动。同样的资源，打捆注入一家投资公司，就能转化为企业资本金，形成资本信用，从而撬动更多资金注入。而且，由一个业主推进某类基础设施项目，比几十个不懂行的区县分散搞，在规划、设计、建设等方面会更专业，管理、质量、安全也会得到改善。

然而分散的资金无法产生信用，自然也就没有融资功能

市场规模和份额也是一种资源，也有价值，尽职调查不能只计算‘坛坛罐罐’的静态价值，你们不按发展的逻辑把账算清楚，将来是要后悔的。

在这一年里，重庆加快土地整治，储备了2万多亩土地，并办齐了土地使用权证。此后，每年有进有出，实现了良性循环，地产集团始终保持手上有2万多亩土地权证，从根本上解决了银行抵押的问题。

为何重组能发挥如此奇效？“八大投”强劲的投融资能力源自何处？答案可以总结为：资本金的注入夯实了融资信用基础。

我国为了防止地方政府发债不规范带来的风险，自1995年起，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重庆“八大投”发行的企业债券其实类似于地方政府发行的市政债券或者市政企业债券，由此转换了承债主体。

第二章　国有资本运营平台渝富公司承载三大重组

一个企业要破产，为了社会和谐稳定，首先要把职工安置好，只有企业变成没有员工的空壳后，法院才会宣布其破产，破产以后才能卖地。如果破产企业拿不出钱来安置职工，企业就无法破产，不能破产就不能卖地。这样，所有的破产企业都只能耗着。这是一个“鸡和蛋”的关系。

中央汇金公司比渝富公司早成立3个月，它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在几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前进行股权投资。一方面，解决银行的历史遗留问题；另一方面，银行财务状况改善后再上市，其溢价也更高。

总之，在国企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中，如果仅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整个组织链是一个垂直系统，那么会有三个缺陷：其一，市场经济的规律不容易起作用；其二，容易产生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其三，国企改革重组，很多涉及边界条件、体制机制的转变，有时即便不考虑前两条，也需要一个杠杆，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总之，三大重组也好，三个功能也罢，万变不离其宗的是，渝富公司在重庆国企改革发展过程中，与时俱进地发挥着有效的杠杆重组功能，如此而已。

第三章　地方金融机构的重组

市农村信用社只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它与各农信社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国有银行总行与支行的关系。

重庆市农村信用社重组的办法是，先溢价增资扩股，并将36亿元溢价收入全部用来冲销坏账，依据是在坏账被溢价部分冲销的同时，股权溢价同时实现了。

第四章　国有工商企业的改革重组

按照国际惯例，1000亿美元的大集团，公司管理层级也不过三层。可当时重庆有的集团公司延伸到第六层、第七层，集团管理起来鞭长莫及，根本不知道下属企业在干什么。通常情况下，下属企业获得盈利时都不大理会集团，亏损时却都赖在集团头上，这种花国家的钱铺摊子、养人的现象，极大地消耗了国有资产。

这些壳公司既没有业务运作和经营管理人员，也没有净资产，只是挂着一堆债务，是典型的“三无”企业。它们或由经营失败、资产归零、人员下岗而造成，或因优质资产抽逃而产生。

GE公司总部有一个资金池，实际上相当于财务总部。GE公司每年要向资本市场发行2000亿美元债务，由于信用等级为AAA级，利息非常低。如果各分公司自己发债券，作为独立法人去融资，信用等级就只能是AA级或A级，利息就高了。总公司发行的这2000亿美元公司债，就是给旗下各分公司提供周转资金的。并且所有分公司每天在关门前，都要通过电脑结账结算到总部的资金池里。

我有一个直白的逻辑：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运行，主要看资金融通、交通畅通、商贸流通。

有些子公司的董事长觉得标准高了，就让副董事长签，副董事长也不签，就让总经理签——对此，我宣布了一条规则：谁签谁就是集团“一把手”。这条规则有效纠正了这类现象。

由此看，对企业文化的提炼总结，绝不能轻视，它是企业凝聚力、战斗力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不是技术，不是人才，也不是资金，而是企业文化。

企业重组后变成产业集团，就是“三个中心”，集团本部是决策中心，二级企业是利润中心，三级企业是成本控制中心。集团本部有“资金池”，有统一的有竞争力的企业文化。

当时我们就提出，应当实现基础设施、工商企业、金融“四三三”的分布。

一般而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三个部分组成：其一，税费收入，用于保障政府基本运行；其二，基金收入，主要是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日常建设需要；其三，国有资本预算收入。国有资本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每年缴纳一定的利润给地方财政，也就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比例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有所调整。另一种方式是承担义务。比如，某些投融资平台类国有企业会帮地方政府完成一些事，但地方政府有时并没有给足资金，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用自己的效益来进行冲抵的。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以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和收益率为主要目标，通过股权运作、价值管理、有序进退，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和保值增值；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通过开展投资融资、产业培育、资本整合，强化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所谓战略投资者，就是只投资5%～20%的股权，不参与控股，也不参与企业日常管理的投资者。

第五章　扶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业界流行几句话：一流企业卖标准，二流企业卖技术，三流企业卖产品，四流企业卖苦力。

随着竞争的加剧，人们逐渐发现，国际竞争归根结底是“就业战”。人类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安居乐业，这是永恒的问题，就业不稳、失业率高，社会就动荡，政治也不稳定。所以说，就业矛盾往往是其他各种矛盾的源头、动力和起因，应对危机首要是稳就业。

在实体经济中，往往是大企业有核心竞争力，小企业有容纳就业的能力，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

有些微型企业、高科技企业虽然没有向银行贷款，但都发展得很好。事实上，并不是银行不愿意借钱给它们，而是它们并不需要负债经营，它们需要的是可以分红、不要求还本、风险共担的资本注入。

从本质上讲，创新就是通过创造新供给来催生新需求，一旦资本、资源、人力资本开始向新供给集中，老产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受到挤压，产能过剩才能根本消除，而落后产能出清后，整个经济不仅能够恢复平衡，而且能级上还会有一个大的跃升。

其实，这样的事情处理起来并不复杂，不需要政府投入财政资金，也不需要给予特殊政策，只要运用重组思维，做好协调工作，很快就能解决。解决好了，对地方经济、企业、社会都有好处。如果在东部沿海地区，此类问题根本用不着市长过问，基层的委办局就能协调。从中可见，一些地区在服务民企、发展经济的观念上还有待进一步转变，运用重组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亟须提高。

大家在讨论如何推动简政放权时，往往会陷入“一放就乱—严管管死—再放又乱”的怪圈，就是因为忽视了市场竞争规律，没有从产业链条锁定、部门职责法定上下功夫，从而导致政府部门或九龙治水、多头交叉管理，或层层加码、同频共振管理，或出现三不管的管理真空，以致市场秩序失范，百姓怨声载道。凡是大范围、反反复复出现的问题，绝不仅是企业老板微观层面的道德问题，而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

从成本角度而言，我国在食品行业的生产链条上层层征收营业税，叠加起来的税率很高，甚至有人说：“一个馒头，有1/5的税。”此外，物流成本高昂、运输损耗问题，以及不断上涨的物业租金，都推高了食品企业的成本。食品企业为了盈利，只能在生产加工环节压缩成本，一些不法商户就会动歪心思，铤而走险。

一些大型民营企业往往有两种不合理的发展倾向：一种是脱实就虚，热衷于涉足与主业无关的金融业；另一种是过于专注实体产业发展，对金融体系丰富的工具运用得很不充分，不利于企业集团降本增效和资源优化配置。

第二部分　行业的重组与管理

第六章　城市土地、房产规则的变革与重组

总之，一个城市地价不能太高，太高了就会抬高房价，破坏投资环境，影响民生。但是，一个城市的地价也不能没有级差地租，如果低到了几百平方公里几乎没有级差地租，就必然导致不知不觉中开发商‘把西装料做成衬衫’，都市就会变成乡镇。

2002年之前，重庆90%的土地没做控制性详细规划，少数做了的，也是由开发商出钱。既然是开发商出钱，再搞招拍挂出让，基本上也是大忽悠、挂空账、走形式，一般是谁出钱做规划，土地就归谁。

一个城市的建设用地规模究竟多大合适呢？应按照每人100平方米、每万人1平方公里来平衡，100万城市人口有100平方公里城市面积就够了。

一般而言，一套房子的总价值中，1/3是地价，2/3是造价（包括建设施工、贷款利息、宣传广告等各种成本和开发商合理利润）。因此，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是比较适宜的。

毕竟，不管是谁，只要全款购买房子，是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冲击的。金融风险来源于过度的杠杆，一个没有杠杆的购房行为是不会带来泡沫性风险的。

对购房者是否利用高杠杆买房的监管，关键在于对其还款能力的审核。

商品住宅房的销售定价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欧美方式，普遍以套内面积，也就是住户实际使用面积来定价；另一种是中国香港方式，以住宅的建筑面积来定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住宅房的定价方式普遍采用香港卖楼的定价方法，以建筑面积定价，每套商品房的总价等于建筑总面积乘以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单价。按理说，这两种算法没多大区别，因为一个住宅小区所有楼宇的建筑面积与套内面积一旦确定，一套房的总价格，无论是以套内面积计算，还是以建筑面积计算，都应该是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城市房地产开发、销售和管理的实践中，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同一套房以建筑面积计价与以套内面积计价，会产生一个相应的折扣差价，使买家产生价格相对较低的感觉，有利于房地产商的房屋销售。二是每幢房的建筑面积与套内面积在设计建造中，可以有1∶0.8、1∶0.75、1∶0.7的比例差别，以套内面积计价，会刺激房地产商与建筑设计师尽可能减少公共使用面积，提升套内面积的比重，提高居民的得房率。三是居民住房每年要缴的物业费，一般按住房购买的面积计算，以建筑面积计算，会比套内面积多20%～30%。总之，我们认为，按套内面积计算，按老百姓实际使用的面积计算，有利于房屋整体设计更加集约、更加实用，有利于抑制房价，降低房价上升的速度，也有利于降低物业费，减少公用面积的物业费用摊派。

所谓地票，就是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其作为土地交易所交易的主要标的物，与国家下达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占补平衡指标具有相同的功能，可以在重庆市域内凭票将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的农用地，按照法定程序征转为国有建设用地。

地票作为一种虚拟的标准化交易品，通过在土地交易所平台公开交易，打破了土地资源配置的空间局限，让身处千里之外偏远地区的农民得以享受大城市近郊的级差地租。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认为，产权制度安排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凡是政府宏观调控管制的公共资源、要素指标，都可以形成有价的资源，形成产权的要素，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这种要素指标，一旦明晰产权，通过市场方式交易，能比政府指令性配置更好地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地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更好地增进社会福利。比如碳排放，作为政府控制的指标，形成碳排放减排指标后就可以成为有价产权，在交易所交易。地票与碳排放指标一样，也是基于这个原理形成的。

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保障房、公租房是政府的职责，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不能也不应用市场化的名义回避矛盾，放弃责任。

我国70%以上的税是间接税。间接税的缺点是，面向企业征收，但最后还是会转嫁给最终消费者。
注: 盐铁官营

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很难起到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也很难发挥宏观调控杠杆的作用。税制改革的潮流是向直接税方向发展。

第七章　工业产业发展条件的重组与改善

成品油储备，对于经济运行是非常关键的。我国各地区的成品油储备一般能够满足10天的需要，美国是2.5个月，日本是4个月。这些发达国家就算发生战争或者突发事件，其储备油也可以保证较长时间的供应，尽管会占用大量资金，但这是保障国家经济、政治和老百姓安稳的必需品。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应该低税费成本、低物流成本、低要素成本、低土地房产成本、低融资成本。任何一个城市，只要这五个方面比较低，全世界、全中国、全社会的各种资本、企业、要素都会向它集聚。

有优惠政策不落实，就是在收“过头税”。“思想解放”不是一句口号，中央给了我们充分的优惠政策，我们还不落实，实在是不应该。

2020年，我国的物流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5%左右。

控制地价，最关键的是超前进行土地储备，有效管控土地一级市场，同时不唯利是图、不刻意抬高地价，而是“细水长流”，与需求相适应逐步投放土地。

项目库的形成有两种路径：第一种是自下而上，把各区县、各委办、各国有和民营企业正在实施的、准备开工的、正在谈判的各类项目集合起来，形成一个3年滚动计划，每年都有一批新项目开工，一批老项目在建，还有一批老项目竣工；第二种是自上而下，通过顶层设计，围绕重要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的集群发展，谋划和设计一批重大项目，逐个定向招商引资。通过将这两类项目群合成一个项目库，经过论证一旦形成，项目库本身就具有产业政策、产业导向的功能。政府关于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都能通过项目库来落实和体现。同时，对项目库进行动态调整，这一过程也是完善产业链的过程。有项目库在手，市里和各区县招商引资就有了依据与方向，不再盲目了。

从经济发展规律中，我们不难看出，每个时代都有进入千家万户的主打产品，谁能成为这些产品的生产基地，谁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领跑者。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产能过剩或者短缺是一种常态。就一般情况而言，如果行业过剩10%～20%，市场优胜劣汰，这属于良性竞争；一旦过剩超过20%，恶性竞争就会出现；过剩超过40%，几乎所有企业都泥沙俱下，形成行业性亏损。

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和构建产业链集群上，通常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产地销”，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产品后直接销往世界各地。

另一种是“销地产”，即在主要的销售市场组织生产，直接满足当地需求。

而获得客户是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

过去靠土地、税收、资源等优惠政策，说到底，这是原始的“自残式”招商，造成各地区恶性竞争，互相挖“墙角”。现代招商，是政府和市场基于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形成互动的结果。

总之，一个能上中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而这正是吸引世界级巨头来重庆发展的“撒手锏”。

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一般会产生1∶3或1∶4，甚至更高的杠杆比。政府出资30亿元，凭借良好信用，通过杠杆撬动，可吸收100多亿元社会资本参与，整个投资基金规模就会变成150亿元。这种放大效应，使财政资金可以更多投入各种技术改造、科研成果产业化过程中，还能推动企业重组和并购。

在招商引资中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即怎么把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成为招商引资的有效资源。闲置资源之所以闲置，在于它的生态链上一定缺了什么，使之无法形成有意义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

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需要有稳定的户籍人口职工，而不能是每年大规模候鸟式返乡返城的农民工，由于农民工的候鸟式迁徙，工业企业每年总会有1/3左右需要重新培训的新工人。

一般而言，城市职工工作到60岁才退休，而农民工年龄超过45岁，企业就不愿再雇用他了，这样农民工就损失了1/3的有效劳动年龄；再加上每年春节返乡过年，一来一去就用掉两三个月，又损失了1/6的劳动年龄，这样总计损失的劳动年龄就占到了1/2，导致我国的“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头几年，东部沿海地区外贸进出口呈现下滑态势，而重庆进出口总额却从100多亿美元一路上涨到七八百亿美元。这种强烈的反差背后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沿海地区2亿多农民工有一个“九三现象”，即每年只工作9个月，春节前后3个月返乡。而重庆几百万农民工转户后，与城市产业工人一样，春节七天假，节后照常上班。在沿海地区和重庆同时投资的企业，为了保订单、降成本，春节前后纷纷把订单拿到重庆。

在重庆，汽车产业形成了“1+10+1000”的格局，即使有个别汽车企业遇到困难，全市汽车产业整体也是稳定的、持续向上的。

上中下游产业链的集群发展，同类产业、同类产品、同类企业扎堆的集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集群发展，构成了重庆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它为重庆调结构、转方式起到了核心支撑作用。

现在重庆形成了“1+10+1000”的汽车产业集群：“1”就是长安汽车，总部在重庆；“10”就是福特、现代、铃木、五十铃、依维柯、通用、上汽、北汽、二汽、力帆等；“1000”就是1000个汽车零部件厂。

第八章　内陆加工贸易模式的重组与突破

加工贸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海外，产品也销往海外。这种“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决定了物流成本是加工贸易企业选址布局的关键因素。加工贸易的物流成本包括进项物流成本和出项物流成本，物流成本大致占综合成本的20%以上。

加工贸易必然伴生进出口物资的大进大出，必须有保税区提供便利。过去，我国保税港区、保税区大多数分布在沿海地区。

品牌商、“链头”企业每提出一项颠覆性创新，背后都需要代工厂进行技术开发，解决大量工程技术难题，将工业设计从图纸上的模型转化为样机，再形成大规模量产。

正是因为具备极强的生产运营和供应链组织管理能力，代工龙头形成了响应需求迅速、工艺成熟、供应链高效集约、高度标准化、具有超级柔性的大规模生产能力，让全球消费者都能够享受到价低质优的电子产品。

因为大体上海运一个集装箱3000美元，从重庆到沿海2000多公里还要加2000美元运费，加起来就是5000美元。一个集装箱如果装了200万元人民币的货物，走海运比走渝新欧要慢差不多一个月，200万元人民币的资本利息差不多是2000美元，所以走海运实际上是7000美元，渝新欧6600美元是有运价比较优势和时间优势的。
注: 算账的魅力

2010年以来，重庆300多万农民工转户后，与城市产业工人一样，春节七天假，节后照常上班。对于在沿海地区和重庆同时投资电子产品整机和零部件的外资企业来说，为了保订单、降成本，春节前都会把一部分订单转到重庆，节后重庆稍作挽留，一半的新增订单也就长远地留下来了。这是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为重庆工商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用工保障。

除了生产链条很短、劳动密集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可以适度向工资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对于电子、装备类行业的加工贸易，尽管同样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这些行业的产业链条较长、资本投入很大、技术含量较高，完全可以在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得到充分发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夯实制造基础，补上薄弱环节，抢占高端领域。这样，加工贸易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我们就能掌控整个“微笑曲线”，真正“微笑起来”。

重庆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整机组装代工基地，而是包含了零部件、原材料的制造和整机组装的产业链集群，重庆至少把500美元中的300美元留了下来。

第九章　教育资源的优化重组与发展

当时想把他们吸收为正式编制，但有人说这些代课教师水平不够，转为“公办”教师会降低农村的教育水平——明明已经教了一二十年，过去没有人觉得他们水平不够，要将他们转成正式编制时却说他们水平不够。

对于社会捐赠办学，重庆也有一条政策，即社会捐多少，政府补多少，比如慈善家捐给学校3000万元，重庆市财政就配套给学校3000万元。

以什么为办好学校的标志呢？杨福家先生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讲的一番话很到位，一共六条：一是有良好的硬件资源；二是有好的师资，特别是“大师”；三是学科建设有特色；四是校长是一个教育家，有理念、有风格、有魅力；五是校园文化；六是资金要有保障。这六条，是包括民办学校在内的各类学校办得好的标准。

2003年，“大学城”曾是过街老鼠，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地区打着建设“大学城”、兴办教育的旗号大搞房地产开发，建了上千万平方米的房子，然后去找北京、上海的高校来开分校。一大堆学校无中生有、有名无实，就形成了泡沫，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评。

第十章　地方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管理

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按照供应链的交易特点，将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提供灵活运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一种融资模式。

担保公司的作用体现在，当个人或企业向银行借款的时候，银行为了降低风险，不直接放款给个人，而是要求借款人找到第三方（担保公司）为其做担保。担保公司会根据银行的要求，让借款人出具相关的资质证明并进行审核，之后将审核好的资料交到银行，银行复核后放款，担保公司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

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的，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与银行相比，小额贷款公司更为便捷，适合匹配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与民间借贷相比，小额贷款更加规范，贷款利息可双方协商。

小贷公司能解决什么问题？小额贷款公司的最高利息可以是银行基准利率的4倍，是中小企业救急用的，不能用于长期项目——如果一个项目需要几年，那会承受不了这个利息。但当某家企业的一笔贷款到期了，下一笔贷款到位还要等上10天，这10天里小贷公司的资金就可以先垫进去，为这10天的资金周转花4倍于基准利率的利息，也不至于伤筋动骨。

财务公司又称金融公司，是在集团内部形成资金池，为企业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及产品销售、原材料采购提供金融服务，以中长期金融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的财务公司不是商业银行的附属机构，是隶属于大型集团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我国的租赁公司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商业租赁公司。通过设备租赁，可变一次性投资为租金成本，降低企业负债率；通过实物转租，可促进产能转移、企业重组和生产资料更新换代；通过售后回租，可回笼初期设备或厂房购置资金，盘活大量沉淀资产。

第二类是金融租赁公司，经中国银监会批准，以经营融资租赁业务为主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金融租赁公司将资金提供给企业，企业拿到钱后去购买设备，但因为购买设备的资金是由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所以租赁公司拥有设备的所有权，企业必须支付利息和租赁费用。由于租赁业具有投资大、周期长的特点，在负债方面，我国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发行金融债券、向金融机构借款、外汇借款等，作为长期资金来源渠道；在资金运用方面，限定主要从事金融租赁及其相关业务。这样，金融租赁公司成为以金融租赁业务为主，兼有融资、投资和促销多种功能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消费金融公司，是指不吸收公众存款，以小额、分散为原则，为中国境内居民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贷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个人耐用消费品贷款及一般用途个人消费贷款等。由于消费金融公司发放的贷款是无担保、无抵押的贷款，风险相对较高，银监会因而设立了严格的监管标准。

第三方支付，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通过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对接而促成交易的网络支付。

保理的全称为保付代理，又称托收保付，是卖方将其现在或将来的基于其与买方订立的货物销售/服务合同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提供保理服务的金融机构），由保理商向其提供资金融通、买方资信评估、销售账户管理、信用风险担保、账款催收等一系列服务的综合金融服务方式。保理是商业贸易中以托收、赊账方式结算货款时，卖方为了强化应收账款管理、增强流动性而采用的一种委托第三者（保理商）管理应收账款的做法。

民营银行，是由民营资本控股，并采用市场化机制来经营的银行。民营银行的核心特征是其有别于国有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不仅在资本金来源上实现了民营化，而且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

社会融资的渠道主要有三个：一是以间接融资为特征的银行融通体系；二是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体系；三是小贷、信托、租赁、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体系。

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好处在于，凡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达的地方，民间的高利贷、乱集资等乱象就会大大减少，大体上会减少一大半，因为既然有充足的利率为15%、18%的中利贷可以借，为什么还要借30%～50%的高利贷呢？

当然，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其缺点，即利息整体上比银行高1倍以上，这个利息还是过高，实际上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曾经有一段时间，全国大量银行信贷资金通过表外业务和理财业务通道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借，使得大型商业银行俨然成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银行”，结果是，在银行信贷占比下降到50%的时候，表外融资提高到40%，微观上加剧了实体经济融资贵，宏观上则表现为金融“脱实向虚”。

由于我国内地上市实行管制式审批，能上市的企业很有限，很多大机构、好企业都跑到中国香港或者美国纽约上市，因为中国香港、美国纽约实行注册制，上市快。

企业债券，由国家发改委、证监会审批，最后在A股市场上市，也实行审批制。

所有的债券、中票，它的利息一般低于银行利率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如果有1000亿元或2000亿元的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地区的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除了融资成本下降这一好处，也会带来融资结构的改善。当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元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元，银行腾出的贷款额度转向谁？政府会引导银行更多地借钱给“三农”、小微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有了这笔钱以后，自然就会少用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整个地区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

2016年，在我国新增全社会融资中，包括贷款、债券、信托等各类债务性融资占90%，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仅占7%。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全社会融资中，债务融资占比不到1/3。

过剩不可怕，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就是淘汰过剩的动力，良性的过剩是10%～15%，市场经济中每年有10%～15%的企业倒闭，是优秀企业把低劣的企业挤掉了，这很正常。但只要过剩超过30%，全行业的利润就会归零，到了40%，全行业几乎不会有企业能获得盈利，再优秀的企业也会跟着赔本，就会产生系统性风险。这是市场经济中铁一般的法则。

城市发展也有产能过剩。在土地供应上，一个地方每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一般应该容纳1万人，100平方公里就是100万人，这样的产城融合就比较繁荣。但如果一个地方只有50万人，土地却开发了100平方公里，这样的城市不管造得多么繁华，晚上一定是空城、鬼城、死城，这就是过剩。所以，2005—2015年，我们始终坚持每平方公里1万人这一条基本规律。工业园区发展也有一个经验标准，每平方公里要产出100亿元产值，1000亿元产值就对应10平方公里，3000亿元产值就对应30平方公里，不能拿30平方公里只完成500亿元产值，那是糟蹋土地。这种过剩的不景气会像“瘟疫”一样，让所有来地方考察的企业吓得落荒而逃，最终害人害己，绝不允许这么干。

第十一章　地方财政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管理

动态平衡，指的是现金流平衡，要善于做到“十个锅子八个盖”。炒菜师傅用十个锅炒菜，十个锅不会同时都加盖焖烧，总有两个锅在炒菜。所以事实上，买十个锅只要八个盖就行了。同样地，在财政资金的运作中，要善于把握好现金流的动态平衡关系。

财政资金发挥杠杆撬动作用，可以体现在经济社会许多领域。比如，用财政资金补短板、花小钱提升经济运行投入产出率。

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大致有三类。一是财力投入型改革。主要涉及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不能犯“急性病”，脱离发展阶段，超越财政承受能力办傻事，最终陷入债务危机。改革方案要力求“当期可承受、未来可持续”。二是利益调整型改革。主要对现有“蛋糕”进行重新切分，调整利益格局，“限高、托底、扩中”，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但若时机、力度、节奏把握不当，很容易引发利益冲突，还可能诱发平均主义抬头，导致走改革的回头路。三是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主要针对不适应市场需要、时代需要和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制度性障碍，运用改革思路和创新办法，进一步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使“蛋糕”做大，社会和群众财富增加。

现在，有一种误区和不由自主的惯性：一说搞改革，就要增加投入；一说搞改革，就要增加人员；一说搞改革，就要增加机构。似乎不加钱、不加人、不加机构，改革就会搁置，无法展开。这类花钱型改革，如果不加约束、引导，就会形成“吃大锅饭”的机制，人人都乐于进行这种改革，甚至推波助澜。所以，财政在推动这些改革时要发挥好闸门的作用，为节约型改革铺路，杜绝不合理的花钱型改革。

所谓PPP，即为Public（公共）、Private（私人）、Partnership（合作关系）的首字母缩写，是指公共服务项目由政府和私人企业进行合作投资的一整套模式。它起源于100多年前的英国，后来在世界各地普遍推行。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个推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总是在致力于寻找政府和市场的平衡点，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国外搞PPP模式，政府一般不举债，而是由私人企业举债，政府与私人企业通过契约关系，明确各自的责任、风险和利益分配。过去30多年，我国各地推行的PPP，很多都被“异化了”，风险由政府兜底，私人资本却坐享无风险的固定高回报，这就变成了比政府直接负债还危险的变相高利贷、风险更大的或有债务。

有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阶段，已经完全可以市场化定价。凡是能够真正实现市场化收费的，都可以搞PPP，甚至完全可以放开给市场干。

基金最大的本事就是各种企业来找你，你们仗义疏财，总在企业最需要的关键节点给它们“雪中送炭”，最后大家都过上好日子。

REITs的全称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是指通过汇集投资者资金，由专业机构投向具有可产生稳定、可持续现金流的成熟不动产资产或权益的一种投资工具。

在历次政策推动和经济周期更迭下，REITs的发展几经变革，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中仅次于股票、债券的第三大投资品种。

REITs在制度设计上有四个要点。

第一，强制分红。REITs必须将年度应税收入中的绝大多数（通常是90%）作为股利分配给份额持有人。

第二，投资方向主要是不动产。国际成熟REITs市场一般要求REITs绝大部分资金投资于不动产、抵押贷款以及其他REITs相关产品。同时，REITs的收入也主要来自不动产相关的租金、利息或处置利得。

第三，股权分散。比如美国规定REITs的份额持有人至少达到100名，并且任意5名持有人的份额占比不得高于50%（养老金除外）。

第四，税收中性。对于符合要求的REITs，在REITs层面和投资者层面不重复课税。同时，部分成熟REITs市场对于资产购置或处置、持有运营等环节往往也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

从成熟市场发展路径看，各国REITs的推出和蓬勃发展的时间点主要是，房地产需求较弱或者刚刚经历经济萧条、银行坏账率较高或者资本金受限较多时。

从国际成熟REITs市场的经验来看，REITs的资产类型既包括工业、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店、仓储等不动产，也包括收费公路、港口、码头、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还包括数据中心、通信铁塔等新型基础设施。

作为权益型资本工具，REITs的发展和应用对于帮助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具有重大意义：政府和企业部门可以将能够产生稳定运营现金流的不动产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形成REITs，并以市场价格出售给各类投资者，将这一部分债务转化为权益资本，进而降低总体杠杆率。

如果“投资建设—收益平衡—发行REITs退出—带动增量投资”的良性循环能够形成，意味着同样一笔财政资金可以在不增加杠杆的基础上撬动更多的优质项目，使得经济内生增长的动能更为充足。

REITs兼顾股性和债性，同时表现相对独立。事实证明，投资组合纳入REITs头寸后能够在有效分散风险的基础上提升长期收益，因此在国际成熟资本市场上，REITs尤其受到保险、养老金、企业年金、共同基金等长线持有的机构投资者的青睐。以美国REITs市场为例，2016年养老金固定收益计划(DB Plan)持有REITs的比重达到了55%。

在银行贷款、债券、票据等债务型融资的高成本以及到期兑付压力下，房地产商为了确保现金流不断，被迫搞“快进快出”。可以说，中国房地产商长期以来形成的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经营模式与其自身的资本结构高度相关。

由于REITs强制分红的特征，REITs基本没有留存收益，如果仅依靠内生增长很难做大，市场会停留在“杂、散、小”的阶段。而通过扩募增发，已上市的REITs得以扩大发行规模、补充权益资本，用于并购其他优质的不动产、基础设施项目，从而实现规模效应，并且能够围绕某类资产形成专业化的运营管理能力。

所谓颠覆性科技创新，我认为至少要满足以下五个“新”的标准中的一个。一是新的科学发现。这是从0到1、从无到有、对我们这个世界有新的理解的重大发现，比如量子科学、脑科学的研究可能会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对自身的认知往前推进一大步。二是新的制造技术。即在原理、路径等方面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技术路线，却能对原有工艺、技术方案进行替代的制造技术，比如未来的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反应器的方式制造人类需要的各种蛋白、食品、材料、能源等。三是新的生产工具。工具变革在人类发展史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工具的革新带来了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比如，EUV（极端紫外）光刻机的出现让7纳米、5纳米芯片的制造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造中的一体压铸成型技术让新车的制造成本大幅下降，等等。四是新的生产要素。过去的制造，靠劳动力、资本、能源等要素，未来的制造，除了这些传统要素，还会有数据这一新的要素。新的要素的加入，让生产函数发生了新的变化，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学习效应会发生新的交叉组合和融合裂变。五是新的产品或用途。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进入千家万户的四大件、五大件，近几十年是家电、笔记本电脑、手机、汽车等，未来可能是家用机器人、头戴式VR/AR设备、柔性显示器、3D打印设备、智能汽车等。

目前，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但与制造业强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位势不高的根源正在于此。

总之，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全球化和数字化为代表的新业态形成的聚合体就是新质生产力。

现在的短板，就是未来巨大的增长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