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按：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

我对于中华第一帝国的历史无比感兴趣，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很新鲜的视角：从政治制度的变迁来审视这段历史，并以一条 “变态” 与 “回归” 的主线串联起这八百年的变迁。全书分析理性，酌句考究，即便从行文本身来说，这也是本好书，其间更是时不时闪过《东晋门阀政治》的影子。

在第一帝国中后期，中国历史与中古世纪的欧洲很像，但促成中国 “分久必合” 的是背后的脉络中隐藏着的巨大的历史惯性，即 “行祖宗故事”。从这一角度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未必真的是天下大势，很有可能只是中国大势。“祖宗故事” 中很重要的一块拼图就是贴合渗透到帝国每一寸肌理中的政治制度，爵位、官职、选官、政令行使、律令等都在给帝国中的每个臣民打上独特的心理烙印。

书中有些观点新颖有趣，又暗合逻辑，比如对 “异族入侵” 带来政治活力这一解读非常新颖：一个皇权不振的政权有逐步走向贵族政治和自我崩解的趋势，而入侵的异族往往依靠军事制度自我强化，便天然地具备组织严密、上下森然等官僚系统的气息，一旦入主成功便会将这种基因重新注入到萎靡的政权中，迅速且有力地构建起一套充满活力的官僚系统，给帝国带来全新的生命力。

儒生、士人、刀笔这几种角色在我认知中是混在一起的，但本书把这几种角色从时间、职能和交替等角度做了非常细致的解读。从战国时代起，文法吏已经随着各国改革逐渐兴起，这一角色在秦汉臻于鼎盛，彼时帝国中并不存在明确的官吏之分，所有行政角色都是因其特定职能而存在的，也要以发挥特定职能为先。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从一些其他资料如《祥瑞》中也可以看到，汉武帝并非真的独尊儒术，这种表述反而是后世附会的，真正独尊儒术是汉元帝以后，这里不展开），尤其是汉元帝 “乱我家法” 之后，儒生开始走上台前，最初还是盐铁会议中议郎的角色，后来随着王莽改制（尊儒崇古）和察举制（风评成为遴选官员的依据，而太学儒生最擅长锐评万物）逐渐站在帝国潮头，同时儒生相较于文法吏也创造了一种弹性而非刚性的皇权，在帝国运作过程中能降低内耗。随着皇权不振，儒生通过朝堂的权力聚拢势力，形成了士族，这个角色在东晋和南朝 “变态” 的政治中一时无两，但随着钟摆的回归也渐渐衰退下去。

书中对 “麈尾谈玄” 的分析非常透彻，清贵们确实是闲得蛋疼，但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深刻又合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玄学用自然和无为逐步腐蚀皇权，这不仅是皇权衰退的体现，同时也是汉末党锢之祸的反弹，权贵们需要通过发扬玄学来创造更轻松的政治氛围。此外，谈玄在形式上也种一种贵族沙龙，对于编制权力网有天然的辅助作用。在这种风气下，本就衰败的皇权在无形中加速腐化，这帮人把政治也拉入到其独特的话语体系中，虚耗行政资源。西晋脊梁刘琨年轻时也曾悠游金谷园，死前却有如此感慨：“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对于 “北胡” 汉化的历史意义，作者也给出了非常深刻的评价。汉化远不止是提供些用于自嗨的文化自豪感，而是真的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在皇权专制上，从铁血军队中诞生的皇权在秦汉制度的护航下能更平稳地执行权力，或者说秦汉制度本就是为强大的专制皇权准备的，两晋南朝反而玩不转；在政治制度上，汉化的过程让北朝重新梳理了秦汉以来的军、官、爵体系，并将这些爵秩和禄秩都纳入到了后世的 “九品官” 体系中；在人才选拔上，北朝更加注重教育和标准化考试，直接促成了隋唐科举制的诞生；从民族关系上，异族压迫的民族张力也让帝国的专制和向心力比南朝更强。

作为隐藏在王侯将相故事背后的历史脉络，政治制度的变迁天然地没有那么吸引人，但是它好就好在撇除了个体的影响，能从更平均也更平稳的角度反映出历史走向，从这点来说，政治制度可以称得上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量化指标了。回到这本书，即使政治制度没有历史故事那么有趣，这本书也写得非常吸引人，读来心明眼亮，非常推荐。

原文摘录

有人拿魏晋南北朝比拟西欧中世纪，不过中西有同有异。至少，在一个跨时代的“政治文化模板”一点上，两方颇不相同。局外的旁观者往往忽略了中国史的历史惯性，而在那个时代的当事人的潜意识中，其所遭逢的那种分裂动荡只是一种“乱世”现象，它理应回归“常态”，回归于历史的中轴线。这就是一种文化力量。

然而经济史观、文化史观下的景象，与“制度史观”看到的景象未必相同。

人们知道，任何不规则的波形，都可以分解为不同振幅、不同频率的若干正弦波的“叠加”。历史轨迹也可视作若干线索之“叠加”，若将不同线索分解开来，则唐宋间政治体制与经济、文化的起伏“波形”，未必同步。

九品中正制被废，官吏依考课进阶，越来越多的高官出自考试，封爵的世袭性大为下降，等等，都显示唐代已非门第社会或“变相的贵族社会”，明明是一个竞争性、流动化、功绩制的官僚社会了。此时士族门第的影响力只是历史残余而已。
注: 与田余庆观点相同

士族门阀、部落贵族的巨大身份特权，在唐宋不可能一下子降下来。唐宋门荫、恩荫依然保持了较大规模。从数量上说，唐代官吏大多数来自门荫。宋代科举已非常繁荣，科举取士平均每年达360多人，但恩荫入仕者规模更大，每年不下500多人。

序言

我们觉得，概念的界定，应以能更好地区分事物之间的差别为原则。

复杂的行政组织一旦演生出来，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为一种内在规则而发挥作用。

是什么力量最终抑制了政治“变态”，并使魏晋南北朝不仅仅呈现为一个曲折，同时也呈现为进化阶梯呢？是秦汉遗留下来的如下政治遗产：官僚组织及其行政传统，士人阶层及其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皇帝顽强的专制意向。由此，所谓中国的“中古”，并没有重复蛮族南下后西欧中世纪的那种经历。蛮族甫下之后的西欧中世纪，没能把罗马帝国的官僚组织和专制倾向继承下来。秦汉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惯性，它使帝国政治在穿越了各种波动变态之后，仍得以回归于其历史运动的“轴线”。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有句话说得很好：对历史最好的理解，往往产生于历史分期问题讨论的开始和终结。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在较早时候是被称为“停滞”的。

与“停滞”不同，“连续”的提法不含贬义，可以容纳“发展”和“变迁”。

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百代多行秦政法”的说法，表达的都是类似的“两千年一贯制”的观感。所谓“连续性”的提法，必然是就一个主体而言的。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是什么呢？除了种族之外，我们认为就是其独特的制度与文化。

帝制两千年的政治文化体制，在发展中保持着若干基本特征，可以将之看成“常态”。也许有人会认为“常态”的提法是“非历史”的，是用主观标准剪裁历史；其实恰好相反，这里“常态”不是先验的预设，而恰好就是历史的，因为它是两千年的历史结局最终显示出来的，是由历史观察得到的。它既是古人的观感，也是后人的观感。

对“乱世”就需要区分出两个层面来：第一，中央政权是否在稳定运作，对较大疆土与较多人口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假如不是这样，则属动荡和失序；第二，体制本身是否在保持基本特性的情况下继续进化着，否则就是发生了扭曲和变态。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官僚组织存在着“僵化周期”（rigidity cycle）；传统专制官僚政权也有类似的“王朝循环”，存在着“盛衰”的变化周期。王朝在初创期往往富有活力，但随后就积累着僵化、老化、腐化的因素，导致了一个个王朝的崩溃。

军事和战争既是摧毁王朝的手段，也是激活旧体制的途径。军队的暴力性质、集权结构、严峻法纪和功绩制度，与专制集权和官僚政治有天然的契合性。在历史上常能看到，血与火中一个生机勃勃的军事集团重建政权，新兴的皇权把动乱所激发出的暴力体制化，并进而向官僚组织注入了新的政治能量。

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北方骑马民族的军事性格和主奴观念，在异族政权中造成了更大的结构性张力；在其与汉式的官僚组织结合之后，能够孕育出更强悍的专制与集权。

第一章 从王国到帝国

部族间的敌对、征服和联盟对中国国家的演生，大概起到了重要作用。征服和暴力，也是公共权力的催生婆和强化剂。

国家权力从其来到世间，就是一个从头到脚都在滴血的东西。文明是用野蛮为自己来开辟道路的。

从史前到商周，斧钺都是军权的象征：对外是征讨诛伐之权，对内是治军行刑之权。然则“王”字为斧形，暗示了王权的军事来源。

州闾编制与军队编制一一对应，二者存在着同构性。可以再度推断，集权性的军事编制，曾有促进行政编制集中化之功。

周代的宗法贵族政治，还有浓厚的“礼治”意味。什么是“礼治”呢？“礼”源于“俗”，即小型原生社会的各种礼俗。在缺乏社会分化的原生社会中，通行的规范是“日用而不知”的礼俗。“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尊尊、亲亲、贤贤”，它依然带有“俗”那种缺乏分化的性质：把政治统治、亲缘关系和道德文化混融为一体，各领域的规则和角色混融不分。战国“法治”则适应了政治领域的巨大分化，“法治”排斥“亲亲”、排斥“贤贤”，而把政权建立在纯政治性的法律之上，交付于训练有素的专业吏员之手。

纯朴剽悍又顺从官府，这真是专制和霸业寻求者的天赐之资啊！关东之人斥秦为“虎狼之国”，秦统一后还出现了关东民众“苦秦苛法”的情况，但秦地的秦人却没那样的抱怨，因为“苛法”他们久已习惯了。正像今人所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万户以上的县，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县，长官称“长”。

秦汉的郡仍是单元式的地方行政单位，郡守就是一郡之主，集财政、司法、监察、军政及选官权力于一身。

郡府县廷中除在编员吏外，还有大量长官自行招聘的编制外的非员吏，其数量经常超过员吏数倍。

汉灵帝进而把一批要州刺史之职改为州牧，秩二千石；若以宗室或九卿担任，则为中二千石。由此，州牧逐渐变成了郡守国相的上司，郡县两级制开始向州郡县三级制过渡。

刘邦及其战友本是一群草莽英雄，但有个儒生叔孙通为汉廷定朝仪，刘邦于长乐宫试行其礼，其时百官毕恭毕敬，没有敢欢哗失礼的，这便给了刘邦一个从没品尝过的惊喜：“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这就养成了两千年的思维定式，以致今天的电视历史剧，仍把一切繁荣和进步都归功于“大帝”们的正确领导。其实我们知道，“自然的经济增长”会自然地使大多数人受益；得把自然增长的部分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作用；得把政府的义务扣除了，才谈得到政府的功劳。

可是话语权总在强者手中，臣民当久了，就会以为自己真是皇帝养活的。

不过按儒家思想，皇帝理应是，但却不必然是圣人或贤者，皇帝不是神，完全有可能出现昏君甚至暴君，所以应在储君时就对其进行道德教育，以保证未来皇帝的贤明。

被臣民热情讴歌的皇帝，其实是臣民的最大役使者和剥削者。

但无论如何，皇族、贵族和官僚们是社会财富的最大消耗者。他们所凭借的官府，是社会之上的“巨无霸”。这是一个“政治优先”的社会，“官本位”的社会。

第二章 官僚行政体制的完善

然而皇帝又不可能以一人之心智决天下万机，所以有集思广益之功的“朝议”，被用作一种重要的决策方式。简单说，“朝议”就是先民主后集中，臣工献策而皇帝拍板儿。朝议资格和范围，可以反映出君臣间，以及各官署、各政治势力间的权势分配。

“宰相”在古代大多数时候不是正式官名，而是一位或数位执政首脑之称，哪些官职可以看成宰相，是因时而异的。

相权之所以能构成一“权”，是因为官僚机器是有其自身运作规则和行政自主性的。皇帝为所欲为就会破坏那些规则，自拆台脚。这就是“相权”的根据。好比你已雇了司机开车，就不好动不动就抢方向盘。

在传统中国，当专制君主嫌政府首脑的权力碍手碍脚之时，就会开始冷落疏远他，并在身边另觅助手，例如委权于身边的机要秘书。

外戚的辅政权力，往往也是通过辅政将军的形式实现的。

改行三公之制的时候，君主未必有削弱相权的明确意图，但专制之下不利于君权的变动很难推行，相反方向的变动却总是如水之趋下，在下意识中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光武帝定制，朝会之时，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三官可以专席而坐，京师号曰“三独坐”。

外戚专政，较多反映了早期政治的“家天下”特性，在帝制后期就越来越淡化了；而宦官专权则纯粹是君主专制的产物，所以在后世往往而有之，甚至变本加厉，例如唐，例如明。

历史初期官职分工尚不严格一点，还体现在派列卿外出打仗一类现象之上。

Bureaucracy一语一般译为“官僚制”，但有时也译为“科层制”。因为官僚组织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分科”与“分层”。

列卿体制未能充分摆脱君主家臣的色彩，公府诸曹的设置则合理多了，至少没把驾车的人也算成一曹，像太仆那样。

而且尚书、尚书郎都由大臣提名、吏部任命，非尚书令所能自决。所以尚书台中的长官与僚属关系，跟三公府又不一样，私属性质淡化了。

魏晋以来，三公府的职能意义不断下降，尚书机构却发展迅速，最终成为国务的中心，并在隋唐之际发展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体制，九卿机构转而从属于尚书六部了，并一直被沿用到明清。

在中央服役的卫士，或归卫尉统帅，保卫宫城；或归中尉统帅，保卫京师。中尉后来改称为执金吾。

以军职将军之号而参与行政，带有历史早期的传统影响，比如春秋晋国执政的六卿，就同时又是三军统帅。

第三章 文法与文书

被称为“官僚制”的组织形式，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采用分科分层的理性行政架构，严格遵循成文法律和充分利用文书档案，通过培训和选拔而任用专业吏员。简单说就是“分科分层”“法规文档”和“选贤任能”。

秦与汉初政治，体现了“以法治天下”的精神，在官僚的选任上就是“以吏治天下”。“以法治天下”，是就其不用儒术礼教而言的；“以吏治天下”，则是就其不用儒生文士而言的。这跟后代以儒术为正统意识形态、注重礼教、任用士人的后代王朝，是大异其趣的。

“史”本是运用文书的官员之特称。

“刀笔”的“刀”是“书刀”，写错了字就用刀刮掉，其功能等于今天的橡皮或涂改液。

宋明清的科举士大夫是“官”，处流内九品之中，九品之外不入流的胥吏称“吏”，而秦汉却是视官为“吏”的，从最卑微的佐史一直到丞相三公，都可称“吏”。

毕竟，酷法胜于无法，而且“正义不仅应该得到贯彻，而且应该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来贯彻”。

主张“愚民”政策的法家，同时又特别强调普法，因为吏民对法律法令的了解是贯彻法制的基础。

民法是以公民之间的对等关系为基础的，公法则立足于国家对公民的不对等关系。

尽量把行政行为和社会行为规范化的努力，也会造成法规的无限度增殖。繁文缛节，本来就是官僚行政的内在倾向。

到东汉后期，律令科比的本文，加上学者们的法律注释，判案所当用的法律文献累积到了773万余言之多！或说中国古代实行“人治”，那不全正确：既存在着山积的法律，它们是被精心制定的，但它们又没法条条落实、一一兑现，这才是传统中国的法制实情。由此造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心理：法律不过就是那么回事儿，别当真。

刘邦攻入咸阳后，将领们争着去抢金帛财物，唯萧何不同凡响，他先去把丞相府和御史府的律令图书给接收了。这可不是个爱财还是爱书的小事情。此后项羽西屠咸阳、烧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灭”，秦朝中央政府的那批文书已入汉手、得到妥善保存了，没毁。汉代的史学家评论道：为什么刘邦对天下要塞、户口和民情了如指掌呢？就因为萧何弄到的那批文书。在“汉承秦制”上，那批文书有承前启后之功。

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公文书，其体裁有“策”，是用来封授褒奖的；有“制”和“诏”，是用来发布政令的；还有“敕”，这种文书具有告诫、督责、敦促的性质。至于臣下的文书，向皇帝陈事谢恩的叫“章”，专门用于陈事的叫“奏”，用于陈情的叫“表”，用于议政的叫“议”，各有其名。

“故事”即指档案文书，或档案文书中所记载的法律法令和成规旧例。汉廷非常重视“故事”，君臣议政动辄引证“故事”。有一种官叫“掌故”，官称就取义于掌管“故事”。

公文书的运行也就是各种指令、情报的流动，在这个信息流动的网络中占据了节点的位置，也就等于占有了一种权力，进而是一种政治地位。尚书最初不过是4名传发书奏的小吏，然而因其处理文书之责，在君主和朝臣间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所以就由4名书吏，最终发展为政务之总汇、天下之枢机了。

第四章 爵禄与吏禄

“贵贱”“文武”和“士吏”三者的关系，就是观察传统品秩位阶的主要视角。

秦汉官僚等级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爵—秩体制”。“爵”即二十等军功爵，“秩”即“若干石”构成的禄秩，诸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爵级和秩级双峰并峙，统治者通过爵与秩实现不同目的，官贵们也通过爵与秩获得不同的东西，是为“爵禄”与“吏禄”。魏晋之时九品官品又出现了，标志着帝国品位结构的继续进化。

但周爵不区分文、武，周朝的士大夫“允文允武”，既拥有礼乐教养，又有“执干戈而卫社稷”的军事责任。贵族的教养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属文化教养，“射、御”是军事技能，“书、数”是行政技能。

军爵的意义又远远超过了激励士气，它用功绩制冲破了宗法贵族制，为平民提供了军功获爵、改变身份的途径，这是个划时代的变革。

后人评述秦汉：“而在民间，时不知德，惟爵是闻。故闾阎以公乘侮其乡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

汉代列侯的封户多者上万（号称“万户侯”），少者数百。据统计，二千户之封每年可得谷物约一万石，超过了拥有百顷土地的大地主。相比之下，宋朝就很微薄了，每食实封一户，给25文钱而已。司马光加食封二百户，每年多得60贯俸钱，不过能买六七十石米。

两汉封侯者，王子侯约占43%，外戚恩泽侯约占14%，功臣侯约占39%，宦者侯约占4%。

一些起初不用禄秩标志等级的职类，例如皇帝的侍从、侍卫，文学之官和军官等等，逐渐通过“比”于“若干石”的办法，而被纳入了禄秩的适用范围。这就是汉代禄秩中那些称“比”的秩级，即若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秩级的来源。

可以再打个比方：仅有秩级而无爵级的官吏仅仅是“吏”而已，好比干活挣饭的公司雇员，失去职位就什么也不是了；可一旦拥有爵位，就成了帝国公司的股东了。宗室、外戚、军功阶层，都是股东；行政官僚因事功而封侯赐爵的，也等于是混到股东了。

这种爵、秩分立的等级秩序，适应了残余贵族政治因素和新生官僚政治因素两立并存的历史局面。爵级被用以保证身份，维系统治集团的身份认同、权益分配和政治忠诚；在这一块安顿好之后，统治者就得以腾出手来严以治吏了，这就包括采用重事不重人的禄秩做官阶，有职方有禄，职高则禄重，按劳取酬，禄称其任。爵、秩的疏离，有效淡化了品位特权对行政的直接干扰。

二十等爵本是一种军功激励手段，禄秩则源于胥吏的酬报和定等之制“稍食”。可见，“爵—秩体制”的背后，就是军功集团与文吏集团；这显示秦汉等级制的进化，主要是由军功势力和文吏势力推动的。

随时光推移，“爵禄”不断退缩而“吏禄”不断扩张。王朝给官僚新增的很多特权和礼遇，被配置在秩级之上，而不是爵级之上。依爵授田宅的办法，因土地私有制的稳定化，而无形自废。朝廷赐爵、卖爵越来越滥，除了列侯（及关内侯）还有不小含金量外，第十八级以下的爵级，其价值日益贬值缩水。到东汉末就成了这个样子：“爵事废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爵位是个人品位，很容易变得猥滥，因为爵既无权责又无职事，皇帝不用担心授爵影响行政。

魏晋时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问世了。最初九品官品与禄秩是并行的，一直到南朝都是如此。不过官品又逐渐排挤了禄秩，北朝基本只用官品，而由俸额构成秩级的早期等级样式，消沉了，退出了历史舞台。

九品官品的结构性特点，就在于其总体性和一元性。它把禄秩、封爵、公卿、将军号和朝位等等各种位阶要素，都纳入其中，使之一体化了。

第五章 儒·法与儒·吏

经种种波折，东汉儒法合流，儒生与文吏合流，帝国政治文化才初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形态，确立了它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就是“外儒内法”，即：在显示、标榜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尊崇儒术；同时在实用层面，用法律保障专制集权，让日常行政建立在合理化的法律故事基础之上。

法家的法治是“统治者以法治民”（rule by law）的意思，所以并不同于现代“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法家持历史进化论和“性恶论”，认为治国不能靠道德说教，而要靠强权与峻法。然而这“法治”还含有一种“理性行政”精神，即通过可计算、可预测的和运用合理技术的手段去达致政治行政目标。

由此法家也成了国家主义者，只把人民看成是“耕战”工具：“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如此而已。拥有一个强大国家，就是你们老百姓的最大好处了，你们还想要什么呢！学术研究既无助于富国强兵，就应禁止；不耕不战的学士，干脆被说成是社会的蠹虫。拥有专业训练的文法吏，才是法家所相中的治国人选。

儒术虽没什么高深之处，却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之中。由此，儒术变成了一种可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法家的法术只是一种政治行政理论，黄老的道术只是一种政治哲学，它们都属于“君人南面之术”，即由统治者自己掌握的统治术，而不是那种可以用来号召民众、凝聚社会的意识形态。换言之，皇帝可以拿它们来对付民众，却不能拿它们来争取民众。所以在显示和宣传的层面上，或说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法术、道术只能让位于儒术。

秦末民众“苦秦久矣”，趁天下反秦，纷纷攻杀他们所痛恨的秦之长吏。汉儒担任的地方官就不同了，他们不仅为民兴利，还倡导礼义、表彰儒生，甚至言传身教。胶东相吴祐遇到百姓相争不下打官司，总是首先闭门责备自己的德教未能化民，然后才去听讼；太守许荆遇到兄弟争财之案，便以自己的教化不行为由，请求廷尉把自己下狱，两兄弟深深感动，幡然悔悟了。

文吏与皇帝的结合，所造成的是刚性的专制皇权；而“士大夫政治”却塑造了另一种富有弹性的专制皇权，学者或称“儒家专制”或“父家长专制”。这是最能体现中国政治独特性的地方。

汉儒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西汉末掀起了一个“奉天法古”巨大浪潮，迎来了王莽的复古改制。

“儒”来源于商周司掌礼乐之官，所以他们特别重“礼”，而且将其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都寄托于和具体化于一大堆礼乐仪制之中。在此他们表现出一个很特别的思维方式：特定样式的礼制，不仅是文明的结晶，而且还是仁政的象征，以至太平的途径。

而且那些礼制大多是主观编排的，具有形式上的整齐性。例如天子官制，是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祭祀冕服，是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上大夫七旒，下大夫五旒，士三旒，等等。这种思维方式，可称“制度浪漫主义”和“制度唯美主义”。它是从象征意义而不是实用意义上思考制度的。

有个方士甘忠可和他的弟子夏贺良，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到了汉哀帝，居然就试了一次，搞了一次“再受命”，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改年号为“太初元将”。

秦汉律令故事，毕竟是战国秦汉间法家和文吏数百年政治建设的结晶，其中蕴含的理性行政传统，已成为帝国体制的生存基础。王莽全盘抛弃秦汉法制，全力推行“乌托邦”式的变法改制，其失败乃势所必然。

中国思想文化在两汉间发生了一个转折，社会改造的宏大理想和对现实政治的整体性批判，是西汉儒学的特点，在东汉却不再为人所重。西汉儒生富于思想创造力和社会批判力，而东汉儒生却更具政治理性和现实感。对现实政治的全盘否定和对乌托邦理想的一意寻求，退潮了。

很多儒生开始努力学习文法，从而开启了一个重要变迁——儒生“文吏化”的变迁。东汉王朝转向“吏化”，由此儒生的“文吏化”也显示了更大的广度、深度和更快的速度。

第六章 官吏的选任

选官制也是社会各阶层的求仕者成为官贵的桥梁，也是调整统治集团成分、分配或争夺权势利益的手段。制度既是政治博弈的规则，也是政治博弈的结果，选官制度概莫能外。

汉武帝任用了不少以“能”著称的文法酷吏：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张汤，“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义纵，“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还有个选官科目叫“治剧”。容易治理的县称“平”，难治的县称“剧”，能治这种县的人才就是“治剧”。这科目专门用来选拔能干的吏员。

秦汉的官吏任用迁转，跟考课的关系非常密切。郡国地方官到年底就要“上计”，派“计吏”携带“计簿”上赴中央，报告生产、税收、财务、户口、刑狱等事宜，接受考课。

吏员仕途、功能标准和考课制度，显示秦汉政府的行政水平已略有近代意味了；同时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文法吏曾是秦汉吏员的主体。

首先从行政上看，选贤任能才能保障吏员素质和政府活力；进而再从权力考虑，父子间的冠冕蝉联可能形成门第特权，那么皇权多少就被分割、被削弱了——谁当官谁不当官，不完全由专制者予取予夺了；我当官是因为我家门第高，而不全出自皇上洪恩。但另一方面，皇帝心底也很明白，他多少得满足官僚的“世禄”心愿，以令其死心塌地为之卖命，要不然他们会转而拥戴别家做皇帝，拥戴能满足其心愿的人做皇帝了。秦汉离“世卿世禄”的时代还不太远，家族宗法观念仍很浓厚，民众也不觉得官僚的“世禄”要求太过分。总之，选官上的特权问题，首先是一个皇帝与官僚的政治合作与权势分割的问题。

郎官是什么官呢？是皇宫里执戟宿卫的士官，由郎中令（后称光禄勋）统领。汉廷习惯从郎官里选拔行政官吏，所以郎署就成了仕途的枢纽之一。做郎官是很荣耀的，汉代乐府中有这样的诗句：“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五日一时来，观者满路傍。黄金络马头，赹赹何煌煌！”后代把青年男子美称为“郎”，其实就是从汉代郎官发端的。而“任子”，就是郎官的来源之一。

内侍指皇帝的侍从，有侍中、中常侍、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等不同名号。这些名号也用作加官，在本官上加了这些官号，就可以进入内廷侍从皇帝了。

不定期下诏察举某科人才的，称“特科”；每年定期察举的，称“岁科”。不定期的特科可分两种：一种是“贤良方正”或“贤良文学”等，这种察举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分等授官。类似者还有有道、敦朴、明阴阳灾异等等。还有一类特科不经策问，是选拔特种人才的，例如明经、明法、能治河者、勇猛知兵法等。

至于岁科，最重要者有二：一种是孝廉，被举者进入郎署，担任郎官承担宿卫。西汉郡国每年举孝廉二人，东汉和帝改为每20万人举一人。大致说，每年举至朝廷的孝廉数量约二百人。另一科目是秀才，在西汉本来是特科，后来变成了岁举，并因避刘秀的名讳而改称茂才，以州刺史等官为举主。这样，就形成了州举秀才、郡举孝廉的两科并列体制。茂才的察举对象多为现任官吏，举后直接任命为县令、县长等。孝廉的来源则有吏有民。茂才稍高于孝廉。

孝廉察举“以德取人”，来源于、又反过来大大推动了社会的重“孝”之风。甚至出了一些怪事儿。东汉有个叫赵宣的为标榜孝心，穿着丧服在父母的墓道里守丧，一守就是二十多年，成了闻名遐迩的大孝子，州郡闻风而来，聘其做官。陈蕃做太守时起了疑心，结果查出赵宣居然在服中生了五个孩子。陈蕃一怒之下，就以亵渎先人为由，治了他的罪。

德行和吏能有可能由举主夸饰，考试却是一种先进的文官录用制度，能更有效地抑制举主夸饰之弊端。所以阳嘉孝廉考试之法，标志着传统选官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孝廉考试最初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当时不乏反对的声音。反对的理由，一是强调孝廉科的本意是举孝子，实行考试就偏离了设科之本意；二是强调选官应该重功能，能考试的人未必有能力。可见这时的选官制度，其发展方向还是摇摆不定的。但魏晋以下察举，考试环节就越来越重，举荐环节越来越轻了，“以文取人”最终主导了察举制发展，并进化为科举制。
注: 考试和能力的争议自古有之，但考试占据主导显然利大于弊

第七章 官僚阶级的士族化

周代世卿世禄传统，因战国秦汉的剧烈政治转型而出现断裂，众多古老的高贵世家衰败了，新世家的形成还有待时日。在这个世家的“空档”中，社会一度呈现了鲜明的平民性。西汉尤为明显。

西汉的军功阶层到汉武帝时就衰败凋零了，而东汉则不一样，从龙的元勋中有不少人权势蝉联，甚至与王朝共始终。

某些专业性很强的官职常常子孙相袭。早在周代就是如此了，例如史官、贞人。汉初仍有这样的情况。

概而言之，“官场”中滋生着“世家”，而且能在独立于“乡里”的条件下滋生“世家”，而且是更有影响力的“世家”。

复杂发达的专制官僚组织，是这个社会中无可匹敌的“巨无霸”，它提供了一个更高级的政治角逐空间——“官场”，它更为组织化、专门化，从而超越了原生的农村结构。官场中人可以获得更大权势声望，可以调用更多政治资源，建立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从而以更精致的方式寻求利益。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只有与“官场”建立联系之后，才有指望获得更大影响力。

先秦士人的政治热情，已预示着他们注定要长久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史。虽然秦始皇的迫害令士人阶层一度凋零低落（刘邦晚年曾回忆说，他早年怕惹祸，不敢念书，可见当时的书禁之严），但中国古文化的深厚传统不会为此长久中断，入汉之后学术再度复苏。

西汉文化重心在关东，首都却在关西，维持着“关西出将、关东出相”的格局；东汉定都洛阳，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就由分离而重合了。这是很富暗示性的。

东汉后期，洛阳太学生达到了两三万人。当时洛阳人口不过三十多万，就是说，平均每十个首都居民就有一名太学生。

各地都涌现了不少以品评人物而著称的名士。汝南名士许劭和许靖，每月一次在郡中进行品题，于是就有了“月旦评”的佳话，名士郭泰，“经其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人皆服之”。获得了士林好评就成了“名士”，随后公府州郡的辟召察举就会接踵而来了。

在士林交游得名，往往比获得王朝官爵更能抬高社会地位，结果许多人索性三察不起，九辟不就。不应察举征辟的现象，成了汉末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汉桓帝、汉灵帝时，太学生、士人掀起了清议风暴，“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随即横遭“党锢”惨祸，为东汉历史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注: 因果关系有错误暗示，党锢之祸源于清流向宦官开战，并非单纯评议。

先秦士人分属百家，道不同不相为谋；东汉儒生则是一个同质群体了，具有明确的“群体自觉”，并成为豪右、官僚之外的又一社会势力。

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古老农村结构”中的乡里豪右身份，不是必要条件。东汉士族，大多同时具有学门、官族和豪右的特征，可以视为三者的三位一体；至于魏晋以下的新出门户，大抵就是名士与官僚的综合，其来源和形成与豪右的关系并不很大。

故吏、门生、同岁现象都是在“官场”中滋生的，是以官僚政治的存在为前提的，然而它们是依附性、私人性的，具有非官僚制性质。汉代的故吏、门生、同岁现象比后代浓重得多，其滋生和蔓延，显示汉代的官场和士林是“早熟”的，“近代性”和“原生性”并存。

东汉政权在稳定运作的时候，大致还能保证“选贤任能”的正常进行，东汉后期还出现了孝廉考试之制，它其实就是科举制的先声。然而随后汉末动乱、王朝解体、三国分裂、五胡乱华，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皇权低落、政权不稳，风雨飘摇之中，各政权都出现了体制上的“退行”现象，士族门阀便在其间迅速崛起。

第八章 动荡时代的皇权与门阀

这个时候，中国历史的另一些可能性露出了苗头，比如贵族政治，比如部族政治。不过北朝胡汉文化制度的碰撞及融合，逐渐孕育出了新的转机。北朝军功贵族所支持的强大皇权，逐渐扭转了帝国的颓势，并使北朝成为这个时代的历史出口。由此出口，中国文明步入又一个盛期，同时也回到了专制官僚制的老路上继续前行。

晋代以下，五斗米道转而向上层传播，世家大族中也不乏信徒。东晋孙氏家族世传天师道，百姓敬之如神，教主孙泰借机作乱。北魏僧侣起事的事件屡屡而有之，并利用了“弥勒下生”的信仰。儒教帝国中的这些宗教异端，一时淡化了民众们辐辏于皇权的传统意识。

两晋间有至少90万北方人口南迁，南方的经济在不断发展，还有不少蛮族融入了汉族，可自吴至陈的三百年中，江南户口几乎没有增长。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量人口流入私门。

权臣屡篡消解了臣民的崇仰和敬畏：皇位哪里是来自天命民意，不过是强者为王罢了！此后宋齐梁陈的更代，“一依虞夏故事”，宣称效法虞舜和夏禹而行“禅让”。禅让的模式，一般是在“做家门”已近成功、实权在握之际，先加“九锡”（九种隆重的赏赐和礼遇），侈陈功德；随后封国称王、建台领录（把持尚书台、领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再经一番装模作样的假辞让，便正式受禅而龙登九五。

东晋王朝衰弱萎靡，然而得以延续百年，吏民还愿意拥戴这个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它“割疆场于华戎，拯生灵于宇内，不被发而左衽，系明德其是赉”。心怀民族大义者着意北伐，野心家也经常拿“北伐”做号召。

自魏以下，晋号称金德，宋号称水德，齐号称木德，梁号称火德，陈号称土德，同时正朔服色都仍前代之旧。可知时人对三统五德说并不认真，往往以意为之，它为皇权提供不了太多观念支持了。维系帝王神圣性的礼制也松弛了。蜀国和吴国都没按照礼制给祖宗建立七庙。曹魏的宗庙里，竟然尊奉宦官曹腾为“高皇帝”，此人系曹操父亲曹嵩的养父，大概是古代唯一一位荣获“皇帝”名号的宦官了。秦始皇、汉武帝的陵墓都有巍峨的封土，曹魏皇陵却“因高为基，不封不树”，既没坟丘，也不植树。表面上是崇尚节俭实行薄葬，可曹操、曹丕的《终制》还是说出了心里话：害怕掘墓。可见皇帝们对国祚灵长，已全无信心。西晋的帝陵，都不起陵寝；东晋的皇陵，大多凿于山腰，也不起坟。南朝皇陵起坟者略多了一些，但坟丘的高度，一般不过是汉陵七八分之一。皇陵从大到小，正是一幅帝国盛衰和皇权强弱的示意图。

所谓“贵族化”，是就其高贵身份、家族特权和政治自主性而言的。
从世界史的范围看，在贵族较为强大的时候，王权就不会太强；而当君主寻求专制集权之时，他多半要出手打击贵族。

因政局凶险莫测，皇帝要尽量从看上去较为可靠的心腹家族中选官用人，统治集团就趋于封闭化了。

这是动荡不稳的小型政权的一种本能反应，可称“退行性政策”，意思是从大帝国的“法理型”政治形态后退，而更多依赖于私人性、依附性或团伙性的政治结合。

晋廷所依靠的仍是“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孙，则其曾玄”，即曹魏的高官及子弟。那么前朝所积累的腐化、老化和世家化因素，就原封不动地带入了新朝；对他们，王朝只能优容、纵容以换取其效忠。由于缺乏一个经战火洗礼而生机勃勃的全新统治集团，所以西晋的腐朽来得分外迅速。“禅让”所造成魏晋间官僚家族权势的连续性，是促成门阀发展的催化剂。

唐长孺先生认为，重用宗王表明，在贵族政权下，皇室是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的。这种“第一家族”的形象，比起秦汉帝国的皇帝来，无疑是一种降格；因为任用宗亲，靠亲缘维系皇权，实是一种非法制化的政治手段，也属“退行性政策”。宗王所招致的“八王之乱”，就显示了这种政策的弊端。

北来士大夫称为“侨姓”，江东的本土士族如朱、张、顾、陆等，则称“吴姓”。在江左政权中，吴姓士族的地位一直低于侨姓士族，他们曾为此耿耿于怀，但为长远利益考虑，最终仍接受了这一现实。高官要职，南士们只能分享侨姓的余沥。

宦官、外戚、太后、宗室专权的现象，在东晋却偃旗息鼓了。宦官、外戚、太后、宗室都是皇权的附属物，靠着皇帝才能作威作福；在皇权自身难保的时候，他们也无权可弄了。

东晋权臣专政的时间较长，其时的官僚确实也门阀化了，形成了一个相对特殊的阶段。但说到底，士族并没有变成完全意义的贵族，也没有造成政体的根本性转型。不妨说对东晋门阀政治，我们一半从士族门第权势来理解，还有一半是从“乱世”来理解的，并不把它视为“常态”、视为一种稳定的政体。

刘裕来自北府兵武将，是靠着军权和军功夺得皇位的，高门士族中却没能出皇帝。这再度昭示了这个规律：军人、军队和军事活动，是中国皇权的摇篮；军队和战争，是得以激活专制集权的途径之一。南朝皇权强于东晋，盖源于此。

宗王政治在西晋招致了“八王之乱”，在南朝也导致了皇族相争和惨烈的骨肉相残。

被贬抑为“寒人”“恩癰”，无法成为堂堂正正的“士大夫”，这既压抑了其才能发挥，也淡化了其职业荣誉感，使之转而弃名求利：所以“恩癰”不乏贪污受贿、舞文弄法之人，甚至成为动乱的推波助澜者。时人所谓“夫竖人匹夫，济其身业，非世乱莫由也”。

第九章 士族特权及其政治理念

以“皇权与门阀的共治”为特征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西晋和南朝都不是。然而士族的政治影响却不止东晋，那么可以另用“士族政治”一词，指称士族的门第特权及相关政治现象。“士族政治”，是存在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不止东晋一朝。

不是以严格的考功课能，而是以空洞的“状”、抽象的“品”来决定居官资格，这很适合于士族的“平流进取”、坐享天禄的政治需要。九品中正制恰好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共始终，就因为它是送给士族的一道特色菜。

但在门第社会中，“簿世”的作用不止于此。各家士族的门第有异，甚至一族内的各个房支也高下不等，当局在任官时，就得弄清楚士族谱系以确认其门第，于是东晋南朝谱牒之学大兴，出现了贾氏、王氏等专门研习谱学的世家，出现了《百家谱》《十八州士族谱》一类专著。

什么官能成为“清官”呢？一是“清要”，即近侍或要职；二是“清闲”，很少或没有日常职事；三是“清华”，也就是文翰之职。五品的黄门侍郎、散骑侍郎，并称“黄散”，即属“清官”。

梁陈选官“唯论清浊”，由“浊官”转为“清官”，在人们眼中往往胜过官品的上升。

武职、吏职本来是职类之别，可在士族政治下，它们又有了区分社会身份的意义。所以中正品、“清浊”之制，既区分“贵—贱”，又区分“士—吏”，又区分“文—武”，与秦汉禄秩大不相同了，禄秩是没有身份性的。

中国传统官僚管理的一大特点，就是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的不对称。朝廷颁授了大量官号，使“官人”队伍变得非常庞大；但承担行政职事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人。若把职位定义为职事与权责的话，那么官号多于职位的冗余部分，主要是作为品位发挥作用的。而人员结构明显大于职位结构的情况，主要是在魏晋以下严重起来的。

西晋的国家学校就身份化了，太学之外另设有国子学，国子学、太学二学并立。东晋南朝，太学进一步衰落，一般只设国子一学。“国子”一词出自周代，指“国之子弟”，即贵族子弟。

察举制并不适合士族口味，不像九品中正制那样便于保障士族特权。在门阀最盛的东晋，察举就徒有其名了，举荐和考试若有若无。一流门阀自有“清途”，一般不从察举入仕。察举衰落下去了。

凡出现了大臣都督中外诸军事、兼录尚书事的时候，皇帝多半已是傀儡了。

秦汉的中央集权相当强大，朝廷直接号令百余郡国，没有中间层次，可称简洁高效。若逢战乱，就有必要在较大地域内统筹军政了，所以都督区的产生也是时势所需。不过在皇权衰落时，大军政区经常为权臣把持，成为对抗皇权的分权因素，成为个人势力的温床。

州郡之大量增殖，跟冗官散号的大量增殖，其原因颇有相近之处：在那个动乱年份，多送出一顶官帽子，就等于多了一名朝廷的拥戴者，政权的风雨小楼多了一根柱子。

侨州郡县可以维系流民的乡里之思，然而同时也是为了维系士族郡望。王仲荦先生指出：倘使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因流寓而变成了丹阳王氏、会稽谢氏，那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高贵标志。不过这给地方行政造成了很大混乱，后来不得不实行“土断”以整齐之。

秦与西汉的官俸是钱币，到东汉变成了半钱半谷。魏晋南北朝以下，力役和禄田二者，又构成了官员俸禄之大宗。力役就是配给干活的人，禄田就是直接给地种。

凡此种种，都是官府通过税收提取资源的能力大大下降的结果。让官员直接占有人手和经营职田，就将淡化其行政雇员意识：他行政服务的报酬，反而靠他自己经营，靠自己去挣。政府直接经营便意味着政府的异化：说明它由行政机构变成了一个“生活组织”。

魏文帝设置了一种叫“散骑常侍”的侍从之官，“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显然，皇帝想通过与士人建立直接关系，来维系他们对皇帝的向心力。

西晋还有不做东宫官就不能做尚书郎的制度，其用意，就是强化士人与太子的个人关系，以增加对未来的皇帝的忠诚度。在我们看来，这也是一种“退行性政策”：在法制无法保证专制之时，转而乞灵于个人化、私属性的效忠。

东晋权臣当国，实行“镇之以静”方针，对官僚尽意宽纵优容，把“宁使网漏吞舟，不必察察为政”奉为指南。

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了一批贵公子，他们家门煊赫，少居高位，又是当世瞩目的名士、思想界的前卫、魏晋玄学的先驱。其中包括何晏、夏侯玄等人。他们被称为“正始名士”，可算是中古士族的最初代表了。事功派官僚谴责他们“浮华”，魏明帝也曾打击“浮华”。事功派官僚和皇权已本能地意识到，这类人物是专制官僚政治的异化物。

田余庆先生指出，东晋的主要门阀，包括王、庾、桓、谢，大抵都有一个“由儒入玄”过程，其家庭在什么时候、以何人为代表、在多大程度上由儒入玄，史籍都斑斑可考。

与汉代经学不同，经学靠师徒相传，老师讲学生背；玄学清谈却是一种贵族式、沙龙式的学问，是在名士小圈子里展开的，是平等自由的思想交流。

虽然多数玄学家都不反对君主制——作为士族，他们也得依赖君主制和官僚制才能生存——但其推崇的，既不是汲汲于法律刑名的法治式帝王，也不是汲汲于礼乐教化的礼治式帝王，而是清静无为、心在山林的道家式君主。我们认为，这种政治理念对专制官僚政治，会起到软化和腐蚀作用；“无为君主论”的深层话语，就是皇帝垂拱，士族放纵。

那些玄远的论说，其实也包含着非常切近的政治诉求。在经历了汉末清议和党锢后，士人们在寻求一种更宽松、更自然的文化环境秩序。而玄学名士又是当朝权贵，他们是为士族寻求宽松的文化环境的。

玄学激进派的矛头，直逼法术、儒术那最核心的东西，即三纲五常。

然而中古名士却往往是先孝后忠，重孝轻忠。皇权低落、易主频繁之时，士人是很难以“忠”自立的；他们只关心自家门第，对改朝换代漠不关心，在“忠”上乏善可陈。清人赵翼指出“六朝忠臣无殉节者”。

重“孝”恰可以用来掩饰臣节之失。

而且玄学思辨的本身，就偏离了帝国法治。一些事功派指责玄谈造成了虚无放诞，却在驳斥之时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哲学论辩，被纳入了玄学的语言和思路。

中国政治是一种“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一般都包括对天地人关系的整体建构，所以对天地人的不同看法，就有可能危及政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进而，政治论辩采用了哲学论辩的形式，也是士族权势的反映；士族将其特有的话语形式强加于政治，导致了政治行政资源的无谓消耗。

然而玄学又是士族的意识形态，对于专制官僚政治，玄学的政治理念具有一种消解、弱化和侵蚀的作用。这种作用，不是用“玄学在新形势下维护统治秩序”就能概括得了的。士族名士虚无放诞、热衷玄佛文史，“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消耗了巨大政治资源，所提供的行政业绩却并不相称。过分优越的特权，使士族腐朽下去。

第十章 集权官僚政治的维系和进展

还有多年致力北伐的权臣桓温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他们对玄学清谈的斥责是否公允，是另外的问题；但将那些斥责归结为“官僚政治话语”，应无疑问。

然而精勤吏职、效忠国家的官员仍有人在。有个历史小花絮：清谈家王濛、刘胟与支道林去看望何充，何充照旧埋头公文。王濛约其拨冗谈玄，问他何必埋头不起？何充的回答颇为辛辣：我不看公文，你们这些人靠什么生存！无独有偶，有一次桓温全副武装，冒雪围猎习武，刘胟又加以嘲笑，桓温回答说：我不如此，你们哪有机会闲坐清谈呢！

在政治上看，汉唐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两个波峰间的波谷；但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却是汉唐制度的中介或阶梯。“政治变态”与“制度进化”好比是两匹拉车的马，它们各往不同的方向使劲儿。

大约在宋齐之间，尚书与尚书郎间形成了明确的分领关系，一位尚书领若干名尚书郎，尚书郎各有其职。这就是隋唐六部二十四司体制的直接来源，并为历代沿用而不废。

曹魏时尚书省发展成为国务机构之后，皇帝让中书省接替尚书省的机要秘书之任。中书监和中书令主持起草诏书，“掌机衡之任”。西晋的荀勖守中书监，后调任守尚书令，史载其“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恨。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贺我邪！’”尚书令、中书监都是三品官，而且尚书令排在中书令的前面；但因中书省掌“机事”，与皇帝更密切，所以荀勖恋恋不舍。后代仍用“凤凰池”指代中书省，唐人王维有句：“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向凤池头。”

隋唐三省分工，是中书草诏、门下审议、尚书执行，分工明确而制衡严密。对这个精致的架构，后人多所赞扬，而它是经魏晋南北朝发展而来的。

专制主义不只是一种决策权，还包括对臣民的生杀予夺权力，而三省分工和门下封驳之制只是一种决策纠错机制；其功能是让专制集权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行使，并没有超越专制集权。

唐代的“格”“式”，其性质与晋之“故事”相去不远，都是与各官署之特定职能相关的行政规程。从汉代“律令科比体制”到隋唐“律令格式体制”，魏晋南朝的进步构成了中间环节之一。

正因为魏晋（及南朝）士族是寄生于官僚体制之中的，那么中央选官权力强化了，他们也将从中受益。所以，中古士族门阀与官僚体制并非截然对立。如果说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的话，士族政治就是“官僚政治的变态”。

王、谢这样的高门，在魏晋时很少屈尊接受察举，而是另从清途入仕；到了南朝他们态度一变，转而纷纷参加考试了，秀才一科充斥着高门才子。考试入仕毕竟不同于“安流平进”，就算你家是文化世家，朝廷也得考一考，不能单凭门第做官。那么高门也去考秀才，就说明他们开始“官僚化”了。

唐代科举制是一个重大的行政成就，它最终促成了士族的衰微；而这个进步，又是在魏晋南北朝这个士族政治时代累积出来的。通观魏晋南北朝的诸多制度进步，集权官僚制度顽强而富有韧性，士族政治未能阻断它的前进步伐。只盯着门阀现象而不及其余，把魏晋南朝说成“贵族政体”，我们认为是简单化了的。“官僚政治话语”与中古制度进化，限定了“变态”的幅度，构成了“回归”的动力。

第十一章 胡汉杂糅与胡化汉化

出现了胡汉杂糅、胡汉分治等等制度“变态”。这与江左士族门阀政治造成的“变态”，可以并列为中古政治两种“变态”之一。

“阿干”乃鲜卑语，是“阿哥”意思，我们今天管兄叫“哥哥”，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

北方异族政权受传统束缚较小，守旧意识较淡，规划制度时经常以意为之，不惮于“标新立异”。那“标新立异”最初只是一种制度畸变而已，然而到了一定阶段，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制度活力。

在寻求专制上，当君主的总是不甘人后。在江左皇权陷入低谷之时，北方的异族皇权却一举扭转颓势。

十六国的君权也有粗糙不稳定的方面，如皇储制度不怎么周密，皇子们争权夺位、彼此厮杀，经常招致动乱。但统治者也在探讨解决之道。北魏有太子监国之制、辅政大臣之制，还有“子贵母死”之制，使皇位的稳定交接得到了较好保障。所谓“子贵母死”，就是哪位后妃的儿子被定为太子，则其母赐死，以此堵死后族干政之途。

“五胡”在“汉化”中、在采用汉式皇帝制度时，也用部落传统中的“主奴”观念，强化了皇帝制度的专制性质。

而“五胡”兵力强劲，不仅仅来自他们的尚武和骑射传统，也因为他们是在为本族，甚至为自己而战。而在这时候，强大的国人武装也就支持了一个军事专制的皇权。

看似原始的氏族风习，其实也蕴含着文明阶级社会业已丧失的某些东西。江左社会已看不到这种原始平等精神了。拓跋族入塞最晚，“鲜卑野俗”最为浓厚，然而那也使氏族的原始平等之泉，得以给华北大地以较多、较长久的滋润。

北魏“姓族”系由皇帝“分定”，这与江左的“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情况很不相同。

北魏政权的主干，是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和国人武装，汉族士族只是附着其上的砖瓦椽木。他们在统治层中的数量增加，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北朝的政治主调是军功贵族政治，而不是士族门阀政治。北方士族既无江左高门的那种尊贵雅望，也没有多少坐享天禄、悠游放诞的社会空间。异族皇权的强大压力，迫使北方士族高度“官僚化”了。他们勤奋敬业，为北朝的政教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甚至兼资文武，呈现出了类似军功贵族的风貌，从而与江左名士的精神贵族形象，分道扬镳了。

简单说，江左的最大权势者是文化士族，而北朝的最大权势者是军功贵族。南北朝的历史，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历史；南北朝的竞争，就是文化士族与军功贵族的竞争。由于民族矛盾与民族压迫的存在，北朝的政治结构之中，存在着江左政权所没有的强大张力。作为征服者，异族皇权得以对异族民众施加更严厉的管制——压迫异族人，总比压迫同族人容易得多；统治部族也保持着高度警惕，夙兴夜寐、紧密团结，以应付被征服民族可能的叛变；被征服者在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只能兢兢业业地邀宠于新主了。在这样一种政治结构下，政权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被激发出了政治活力。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是以全盘抛弃古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五胡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

东晋文化水准是北方所不能比的，但在国家学校的规模上，十六国反胜一筹，真是让人惊讶。后赵设有经学、史学和律学等专科学校，史学之独立为“学”，竟有羯人石勒之功。

五胡政权虽不乏混乱暴虐，同时也孕育着“天下有法”“天子为尊”的因素。

南迁洛阳的鲜卑显贵习惯了洛阳的繁华奢靡，其子弟有条件接受良好的国家教育，大大加速了汉化，有人的诗赋经史水准甚至超过普通汉人。但没跟上“汉化”时尚的鲜卑武人，未免在政治上黯然失色了。

平城以北设有六个军镇，驻重兵以御柔然，本是号称“国之肺腑”的贵族子弟立功升迁的好去处，其地维持着浓厚尚武传统和鲜卑风习。然而随洛阳朝廷转向文治，六镇鲜卑将士的仕途变狭窄了，升迁无望，部分人甚至沦落到了“役同厮养”的地步。北魏社会由此出现了深刻裂痕。

契胡酋长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围杀北魏王公大臣二千余，洛阳汉化势力惨遭重创。

魏末以来的胡化，可以理解为异族皇权—军功贵族—国人武装体制被汉化所动摇之后发生的结构性调整，它没能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而是在调整中继续行进。

第十二章 从北朝到隋唐：帝国复兴与历史出口

尽管从汉族士人的立场看，“五胡”是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部族，但他们对黄河流域的冲击和军事胜利，却也说明其部族制度与军事组织中，蕴含着巨大的政治能量。

在胡化、汉化的波动摇摆中，异族统治所含有的新鲜政治因子与汉式的官僚政治制度，经复杂互动而逐渐磨合、相互调适；部族军事组织所蕴含的政治动量，逐渐被纳入轨道。这样，与缺乏新鲜因子而日益萎靡的南朝相比，北朝就显示出了更大的政治活力。

北齐还按工作的繁忙程度，把官署分为闲局、平局、繁局三类。繁局容易出错，所以计分也较宽松。北周每年一考，四考黜陟，隋朝的“四考受代”制度，应是上承北周的。

北齐文宣帝有次选拔东西二省官员，参试者竟达两三千人！这种成百上千人考试公职的壮观景象，不仅东晋南朝看不见，甚至汉代都未曾有过。可见北朝的考试规模不仅反超南朝，而且超迈秦汉。

东魏有《麟趾格》，西魏有《大统式》，“格”“式”形式对唐代的律令格式体制的形成，应有直接推动。

《唐律》十二篇，上承《齐律》。《唐律》向来被视为中华法系的里程碑，而北朝的立法者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东晋南朝的地方军政长官，往往拥有大量部曲，甚至动辄拥兵向阙；这类情况在北朝就少得多了，显示了中央朝廷的更大控制力。

十六国战乱也许给人这样的想象：社会凋敝，人烟稀少……可那只是北方的部分景观，不是全部。早在后赵时，北方户口就显示出了增长趋势；前燕的户数，更超过西晋同一地区的户数一倍多。这也许会让一些人大感意外吧。

北朝在重建地方控制和编户齐民体制上的成就，南朝无法望其项背。北朝的户口增加，不能仅仅归功于中原较高的生产水平，还要归功于国家的强大，归功于均田制和三长制。学者或认为，大土地所有制才是中国古代生产关系发展的主流，而均田制不过是北朝所带来的一个曲折而已。这说法虽然不错，但我们还想作一补充：东汉魏晋豪族大土地所有制和依附关系的发展，削弱了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而北朝却通过均田制和三长制将之重建和强化了；当唐朝大土地所有制再度发展、均田制趋于衰落时，强大的中央集权和编户齐民体制——它们是皇权和帝国的柱石——先已矗立在那里了。换言之，从土地关系变迁看，北朝的均田制也许只是个曲折；但从政治发展看，均田制和三长制，却是北朝隋唐中央集权重新振兴的必要环节。（读者注: 拱门和脚手架理论：拱门搭好后，脚手架就拆掉了，但脚手架对于拱门的存在是必要条件）

九品官品是一个综合性的等级框架，把其他各种等级位阶，如禄秩、封爵、军阶、散官等，都容纳其中了。

品位序列的繁杂细密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江左朝廷把大量精力，投到了安排官贵的个人级别之上。谁的官儿大一丁点儿，都得用官号和级别表示出来，不能让官僚吃亏，埋没了他的荣耀。过于复杂的位阶体制，在管理上将浪费更多的时间、资源和精力。

中古政权的身份管理和品位结构，涉及了四大问题，“贵—贱”“士—吏”“文—武”与“胡—汉”。“贵—贱”就是士族、贵族与寒人的关系问题，“士—吏”就是文士与专业吏员的关系问题，“文—武”就是文官与军人的关系问题，“胡—汉”就是异族权贵与汉族官僚的关系问题。这四个问题是彼此交织的。

中国官僚政治以“吏治”为支柱，左右各有“崇文”和“尚武”两条绳子拉着它。在江左政权因过度“崇文”流于政治松弛，甚至出现政治萎靡，“吏治”支柱倒向一侧、摇摇欲倾之时，北朝的“尚武”那根绳子把它拉了回来，令其再度巍然矗立。

幽深的玄理、精妙的诗句、玄远的风神……都是有闲文人消受的奢侈品，在那个“生存至上”的时代必须停产；将才和吏才，才是应该加班加点生产的必备物资。

比较南北史传的人物描写，其差异也历历可见。魏晋史传赞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之词；南朝史传赞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之词。都是以“文”为尚的。而十六国北朝的勋贵传记，却以军功为尚，以吏治为尚。赞扬军功的评语，如“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之类；赞扬吏才的评语，如“明解律令，议断平允”，“详练故事，有几案才”，“明练时事，善于断决”，“敏于从政，果敢决断，案牍虽繁，绰有余裕”之类。

说北朝的胜利在于“武力强大”，也并不错，但那不能只从军事角度理解，还要从政治角度去理解。“武力”不仅决定战争胜负，还能引发更广泛的政治文化变迁，例如，可能推动更集权、更法制化和更富功绩制精神的政治体制。“五胡”不只带来了不同的语言、风俗和血统，也造成了与江左不同的政治结构，即以异族皇权、军事贵族和国人武装为主干的体制。“五胡”酋众之间的“主奴”关系，同族之内的“同胞”观念，在其“汉化”进程中，也都以特别的方式，强化了政权的集权性和向心力。尤其是，那是一个征服体制，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由此也具有了更大的内部张力。

中国王朝经常陷入周期性衰败，专制松弛而权力流失，随后战乱在各处制造暴力；新政权是通过军事活动和军事组织而重建的，吸收了那些暴力，将之制度化，将之转化为新的、更强悍的专制集权。经验也告诉我们，大规模的流血镇压之后，统治就会变得严峻起来。所以凡由“征伐”而来的王朝，其初年总能看到“专制强化”。专制主义这头猛兽，是以暴力为食料的。除内源性的暴力之外，外源性的民族冲突、民族压迫和民族统治，同样也能供应暴力。异族间的压迫，总比同胞间的压迫来得容易、来得残酷。异族征服者在征敛赋税、在施行法制、在管制那些腆颜事仇的官僚之时，心更狠、手更重，专制集权由此强化了，政治行政机器也高效运转起来。

北朝也是如此，在这里人们既看到了民族融合的鲜花，也看到了民族冲突的鲜血；既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新生，又看到了专制集权的强化。甚至在审视历史上其余“盛世”之时，也总是如此，总能同时看到所不愿看到的东西。

基于暴力的军事行为，确实就是中国专制集权的强化途径之一，而在有些时候，暴力来自异族统治。在做价值判断时，你可以选择宽松的南朝更“好”或严峻的北朝更“好”；但自然的法则，只是适者生存。
注: 说得太好了，适用于很多价值观争论

无论如何，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官僚政治就是中国政治的“常态”，这个“常态”是秦汉帝国所奠定的。中古时代帝国衰败低落，中国历史的其他一些可能性，得以显露出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政治波动和“变态”。但即使在这时候，制度的实际波动幅度，既没有政治波动那么大，也没有学者所夸张的那么大；这时候依然存在着一块政治文化模板，它的存在，使那些波动和变态具有了“乱世”的意味，一旦条件具备人们就将着手寻求“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