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楔形传说：被“建构”的苏美尔》

忘记是在哪看到这本书的推荐了，也没啥特别想看的就翻出来这本开始读。

书中有些片段有点神神叨叨，问答式的叙事风格在专题研究中也并不讨喜。还有一点是书里大量引用了《圣经》的内容，给我的感觉就像电影《普罗米修斯》中的宗教元素一样，是好作品中扎眼的败笔。当然《圣经》的作用是当作半本史料用的，毕竟这段历史可援引的材料极少，《圣经》算是比较有头有尾的一本了。

书中前几章与其说是考古，倒不如说是对考古学家的考古：前两个世纪中考古学家如何一步步发现乃至建构出苏美尔文明的过程，但是对苏美尔文明本身倒是没有直白且系统的说明。但从这几章中倒也能看出些有趣的东西：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中东的政治局势的变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苏美尔文明的考古历程，西方人的主体意识也亟需将苏美尔文明编织进光荣的列祖列宗队伍中。

除了叙事内容外，书中的叙事方式也比较无聊，真要着墨近现代的故事，我更喜欢这种蒙太奇式的叙事口吻：“八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一个男人的一滴汗水从额头落到飞扬的尘土中，镜头跟随汗水下移，又随即转向男人的身后，浩浩荡荡的人群和各式各样的表情铺展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八千年后，一个大兵抽着烟挥着镐，金石声响，一个被敲断的石像漏出了地面，被大兵拿在手中；八千年前，国王刚刚窃取了公民大会的权力，文明进入王政时期，他头上顶着第一抔土，缓步前行并将其倒入神庙的地基中，不远处的高台上摆放着刚刚铸造好的自己的神像……”

直到第五章，这本书才开始有些意思了，叙事目光对准了苏美尔文明本身。这里的内容也呼应了书名中的 “建构”，它既指文字，也指从考古成果搭建出来的苏美尔，也指五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冲突与交流，也指苏美尔文明这个对象本身可能也是对某个时空下一个连续且混杂的文明某个切片的重命名，而真正独立且完整的 “苏美尔文明” 或许也从来都不存在。

这本书适合快速地过一下，当作一些知识扩展和补充。

原文摘录

第1章　缘起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再次告诉世人，很多时候，追忆“过去”的目的，往往是为“现在”服务。

大概150年以前，包括西方人在内，世人其实对古代苏美尔人一无所知，直到位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古代遗迹、文献得到发掘整理。

正如现在已经知道的那样，对于历史所谓客观、真实的描述，从来就没实际存在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一套又一套前后相继的“话语”，每套“话语”无可避免地都要受自身所处文化和时代语境的制约。

“美索不达米亚”这个概念，源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两河之间”。公元前3世纪，“希腊化时代”的地理学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用来特指那片夹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间的土地。

21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个概念则更多地被用来特指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现代国家。

供职于牛津大学的希伯来语教授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可能是提出“楔形文字”(cuneiform)概念的第一人。1700年，他使用拉丁语单词“cuneus”，指代这种“木楔形符号”。“cuneus”翻译成英语，就是“木楔子”(wedge)的意思。与此同时，其他学者则倾向采用“箭头”(arrow)或“楔形”(cuneatic)之类的词语，给这种符号命名。

事实上，正如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古代亚述语和巴比伦语实际就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方言分支，这种语言现在被称为“阿卡德语”。

这种语言随后被证明是苏美尔语。苏美尔语之所以能得到破解，主要是因为发现那些出土自尼尼微，随后又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楔形文字泥板文书，大多是用双语写成的。泥板文书中，与每行阿卡德语对应的，还会有一行苏美尔语。显而易见，苏美尔语并不属于闪米特语系，跟阿卡德语相比，它拥有完全不同的结构。

现代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芬兰语，都可以被称为“黏着性语言”。这种语言往往使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词根，通过为词根添加前缀或后缀的方式，传达不同的语义。

1869年，拥有法国血统，出生在德国的杰出语言学家朱利斯·欧佩尔特(Jules Oppert)与爱德华·辛克斯如出一辙地将这种非闪米特语系的古代语言认定为“黏着性语言”，同时还基于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古代王室头衔——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王，建议将这种古代语言命名为“苏美尔语”。
朱利斯·欧佩尔特的命名方式起初并未获得普遍接受，直到1889年，一份双语楔形文字泥板文书的阿卡德语铭文中明确出现了“苏美尔语”(lišan šumeri)的表述方式。与这个阿卡德语词意思对等的苏美尔语词其实应该是“emegir”，只不过因为今天的我们对苏美尔语仍然所知甚少，“苏美尔”这个阿卡德语单词才被借用过来，成了它所代表的那种古代语言的名称。就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美索不达米亚或许真的存在过一个名叫“苏美尔”的地方，所谓的“苏美尔语”则属于那里的通用语言。

楔形文字体系的基础是一份字母表，字母表中的26个字母，能够按照不同的排列组合，代表不同词语的发音。书写者手持柔软的黏土泥板，用削尖了的芦苇秆，将这些符号画在泥板表面。

总的来说，苏美尔语是一套简单明了的文字体系。它的主要缺点在于，体系内包含的符号实在太多，使用者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记住它们，还需要花很长时间练习书写技巧。

早期苏美尔人发明的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在泥板上按压、刻画符号的书写方式，则为之后那种三角形拖着个尖尾巴的抽象符号的诞生打下了基础。这种符号就被称为楔形文字。

第2章　苏美尔语的问题

苏美尔人究竟来自何处？他们无疑来自东方。毫无疑问，他们并非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居民。关于这一点，《圣经》中也有明确记载，那片地上曾经发生过一次大移民。那次大移民以东方为起点，以美索不达米亚为终点。

第3章　入侵、占领和所有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劳伦斯·瓦德尔教授对雅利安种族的推崇，以及将古代苏美尔文明视为包括古埃及在内的其他很多古代文明起源的超传播(hyperdiffusionism)理论，在英国法西斯主义者的圈子里找到了拥趸，后者将这套理论改头换面成了白人至上论和阴谋论。

第4章　最早的城市

这4个阶段分别是：欧贝德文化时期（公元前6000—前5000年）、乌鲁克文化时期（公元前4000年）、杰姆代特奈斯尔文化时期（公元前3100—前2900年），以及早王朝时期。按照这样的排序，原始苏美尔文明创造楔形文字铭文和雕塑的时代，都属于早王朝时期，阿卡德历代国王统治的时期排在它后面，古地亚国王和乌尔纳姆国王统治的时代则紧随其后。

古代苏美尔人相信，这些雕像可以代表献祭者的灵魂。将雕像作为礼物献给神，也就意味着象征性地将自己的灵魂而非肉体献给了神。

他认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历史的早期，曾经存在过一个公民集体自治的阶段。当族群面临危机，尤其是战争爆发时，他们也可以集体推选一位领袖执掌大权。

按照这样的设想推演下去，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某些临危受命的领袖有可能在危机过后，拒绝交出手中的权力。正如现存已知的铭文和古迹所显示的那样，到了公元前3000年，国王将权力从公民手中夺了过来，独揽大权，独裁由此取代了民主。

就像“神庙之国”理论一样，“水利之国”理论的提出，必须不断面对批评和反对的声音。考古学的相关发现进一步证明，美索不达米亚灌溉系统的问世，其实要远远晚于专制政府和官僚机构出现的时间。事实上，这个地区纵横密布的河网，以及需要围堰防护的淤积平原，都意味着引水灌溉在当地并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事。很早以前出现在这里的城市，并不需要修建复杂的灌溉设施来维持自身的运转。

按照希罗多德的描述，巴比伦的庙塔，就是神（通常由国王扮演）和女祭司举行交合仪式的场所，这样做的目的是祈求大地持续获得丰产。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美尔人和古代外星人的那些故事，实质上就是一场当代造神运动。神话的制造者用现代读者熟悉的科技用语替换了那些古代语言，最终实现了对老故事的“旧瓶装新酒”。更令人担忧的是，类似这样的说法，还通过否定古代民族自身创造力的方式，完成了对于19—20世纪种族理论的“借尸还魂”。按照这套理论，生活在殖民地的土著民族，天生就应该逊色于外来的殖民者——无论故事的主角是苏美尔人、英国人，还是来自尼比鲁星球的外星人。

第5章　最早的文字

这些破碎的印痕很容易被复原，复原后的结果显示，乌鲁克的仓库中堆放的货物可谓五花八门，其中多数都是农产品。苏美尔人将它们放进储藏室和仓库后，通常会在黏土上加盖印章，然后用这种黏土封条封闭大门。某些做此用途的椭圆形印章，款式明显经过专门设计，用以表明它们所属的不同政府部门，或者它们所管理物品的不同门类。

话虽如此，泥板文书上的那些文字仍然说明，当时乌鲁克很多居民的生活境遇即便到不了猪狗不如的程度，日复一日的光景也非常凄凉。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政伊拉克以来，尤其是1979年萨达姆·侯赛因掌握大权后，伊拉克政府对考古活动和博物馆的建设热情明显提高，因为新兴的国家需要把伊斯兰时代和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记忆重新整合起来，满足当下的需要。

然而在布拉克土墩持续数十年的考古工作，最终证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在公元前4200年前后，其实已经开启了城市化进程。目前来看，叙利亚北部地区城市（前提是如何定义“城市”这个概念）的出现时间，应该和伊拉克南部那些所谓“全世界最早的城市”相同，甚至可能更早。

布拉克土墩中发现的年代在公元前3700年前后，埋葬着大量年轻人的坟墓证明，城市化进程很可能在这座古城的不同阶层，甚至同一阶层当中，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这些英年早逝的年轻人，或许就是内部冲突或者内战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当地出土的上百件小型石灰岩牌匾则意味着，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已经产生了某种个体或群体意识。

来自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的科考队，在一处可以俯瞰幼发拉底河，很少甚至从未被南方势力染指过的高地上，发现了一处纯南方风格的建筑遗迹。
这座名为哈布巴·卡比拉(Habuba Kabira)的古城是个规模很大的镇子，属于白手起家，事先经过规划的城市。采用乌鲁克风格的砖坯修建的房屋鳞次栉比，在城区中分隔出众多小巷。小巷相互勾连，最终通向城市的主干道。主干道的路面铺了石板，路两边还挖了排水渠。整座城市周围环绕着蔚为壮观的城墙。城市中名为“卡纳斯土墩”(Tell Qannas)的制高点，集中修建了与乌鲁克相似的多座大型建筑。城市建设者体现出来的规划和管理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生存环境发生改变以后，类似哈布巴·卡比拉这样的城市，似乎只是被单纯地丢弃了。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定居者并没有破坏城市设施，他们默默地收拾行囊，可能沿河而下，回到了南方淤积平原正在蓬勃兴起的大小城镇。

乌鲁克城邦无疑存在过一个连续性的治理体系，正如之前谈到的那样，恰恰是在这个时间段，原始楔形文字以这里为中心逐步传播到整个淤积平原。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加强了文化观念上的一体化和认同感，就连出现在各类政府文件上的椭圆形印章图案，对此也有所体现。

公元前3000年前期，苏美尔人定居点的总数在减少，可是单个定居点的规模却在不断扩大，人们纷纷涌向大城市。最终，20多个城邦脱颖而出，他们瓜分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互相之间也在为捍卫自己的资源和势力范围不断爆发冲突。

用于神庙施工的楔子还被比喻为巨大的桩橛，它们的作用是保证神庙平稳地漂浮在地下海之上。毋庸置疑，苏美尔人想象中的世界，应该是一只漂在海上的巨型木筏。

考古学家掌握的证据表明，曾经有数量可观的普通劳动者，通过依附神庙或宫廷的方式谋生。诸如神庙、宫廷之类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像是一个大家庭，需要大量劳动力为它提供支持。

兵荒马乱的年代，生如浮萍的农村居民可能会涌向城市，期盼城墙提供的庇护。太平丰收的年景，很多人则会带着希望，迁居郊区甚至乡村。

多数居民的房屋都很狭小，面积在50—250平方米。房屋内部的格局，也会随时光流逝不断发生变化。每家的父亲去世后，兄弟们经常会在住所内部打隔断，分家另过。

这些住所大多会沿着一条狭窄的小路修建，路面的宽度一般不会超过1米，路两侧的房屋密如蜂窝，每栋房子的砖坯墙壁左右相连，仿佛是沿着这条路砌了两堵墙。公共空间在这样的城市中显得无足轻重，或者也可能是异常珍贵。

设计天井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房间内部昼夜温差过大。

夜幕降临以后，白天被太阳照射了整整一天的热空气就会填满天井和周围的房屋。到了白天，天井中的热空气上升，则会带来凉爽的微风。每天最热的时间段，墙壁提供的阴凉，也可以起到相似的效果。

不可思议的是，与阿斯马遗址相邻的卡法迦遗址当中，居民的房屋里却没有配套的烹饪和供暖设施。这或许是因为当地人大多归属于某座神庙，后者有义务为他们制作和提供食物。也可能那里的居民采取的是几户邻居共用一个炉子的办法。更有意思的是，早王朝临近尾声时，卡法迦的很多民居重新增设了烹饪和供暖设施。这或许说明当地居民此时需要自己动手，制作每天的伙食。

普通苏美尔人的家里几乎没什么家具。很可能拥有金银珠宝和其他财物，在当时是上层社会的特权。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普通苏美尔人家里的日常用品一般包括木质家具、厚毯子、地毯，还有以毛毯为原料制成的，躺在芦席上席地而眠时用的枕头。

暂时的同盟关系和武力吞并都有可能促进大型王朝的诞生。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非乌玛王朝的缔造者，卢伽尔扎格西国王莫数。公元前2340年前后，他打败了拉格什王朝（两个城邦间的冲突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同时统治乌尔和乌鲁克两大城邦的资本，让他得以在古代苏美尔的文献（包含此类内容的泥板文书碎片在尼普尔遗址发现了好几百件）中，将自己加封为主神恩利尔指定的“祖国之主”(ruler of the homeland/kalam)。

神话传说讲述的并非是那些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到底做过什么，而是讲故事的人觉得他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其实是希望对当下的生活产生某种影响。

伊朗高原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比如石头、金属、木材等。但是，恶劣的环境意味着当地只有很少的区域适合人类居住。即便能够定居下来，他们的生活也会经常受到干扰。美索不达米亚的情况正好相反，资源有限，可是土地肥沃。要知道，土地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资源。更何况这些土地的面积非常广阔，交通也很方便。苏美尔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与伊朗高原上的居民，凭借各自拥有的资源，交流互动的历史。
注: 何止是苏美尔文明，巴比伦、亚述和波斯亦然

这两个地区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地形，美索不达米亚一马平川，伊朗高原则犹如拔地而起。两者的自然分界线就是扎格罗斯山脉。对于生活在平原上的居民来说，这片大山并非是一道能够保护自己的天然屏障，因为山中有很多条通道，可以保证双方的物资、牲畜和人员往来。

伊朗高原出产的一种自然资源，对他们双方来说，却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那就是金属，尤其是铜。有别于根本不出产金属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朗高原拥有丰富的金属资源，特别是铜和各类含铜矿石。除此之外，当地还盛产白银和黄金。
正是在这个前提下，伊朗高原才孕育出大量的金属冶炼和锻造工艺。这让当地居民在周边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伊朗高原发明冶金技术的时间可以被确定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最早是冶炼砷铜合金，随后又升级为冶炼青铜合金。公元前4000年前后，他们的金属冶炼技术突飞猛进，不光可以炼铜，还可以生产其他金属。

大致是在公元前3100—前2900年，伊朗高原上出现了一些带有美索不达米亚特征的定居点，定居点的居民使用器型独特的陶器，还创造了形态各异的印章和泥板文书。他们开创的文明形式，现在被称为原始埃兰文化。

通常来说，语言的消亡总要同时伴随文化的吸收和同化，这样的事，历史上并不鲜见。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类似这样的情况，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很多以古代苏美尔语文学作品为基础创作的阿卡德语作品，由此被收录进了书记官学校的教科书，这其中就包括吉尔伽美什、阿特拉哈西斯，还有大洪水的故事。

即便是在字母文字，尤其是阿拉米字母取代楔形文字成为中东地区记录日常生活语言的主流文字以后，有学问的书记官们仍在学习、使用苏美尔语。已知年代最晚的楔形文字文献出现在公元75年，从那之后，这种文字应该还被书记官们继续使用了两个多世纪。

毫无疑问，苏美尔文明已不再是一种“失落的文明”。事实上，苏美尔文明和苏美尔人可能从未真正“失落”过，因为他们可能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至少从民族语言学(ethno-linguistic)的角度来说，历史上或许从未真的存在过苏美尔人这么一个族群。真正“失落”过，然后又被重新“发现”的，只是以楔形文字的形式保存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的苏美尔语。

沿着从语言学到民族学的思维脉络，苏美尔人被构建成了一个族群，也可以说是一个种族或国家。将苏美尔人打造为一个独立族群，进而还将他们视为现代世界的祖先和开创者，以及那些所谓将其视为“低等”民族对立面的做法，本身反映了特定时代语境中的特定诉求。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让苏美尔人成为了公元前3000年前后，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的唯一代言人。尽管目前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那里曾经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

所谓的“苏美尔文明”，或许应该是“苏美尔的文明”，而不是“苏美尔人的文明”。这种文明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沼泽湿地，生活在那里的人们齐心协力，在荒原上建起了城市。

历史上的苏美尔人纯粹就是一种构建出来的“知识”，今天的我们仍在延续着这样的构建。苏美尔人是一个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应该存在过的族群，然而事实上，他们可能从来就没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