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我对中华第一帝国及其以前的历史总是非常感兴趣，几个月前读完了《翦商》，从时间线上往后正好就接上了这本。本书体量不小但是核心观点挺明晰的，读起来并不费劲，书中考据虽多但都为论点服务，并非无脑堆叠（再鞭尸一下《爪牙》这种看起来让人极其痛苦的书）。

作者对西周中后期的政治困境描述非常精到：一方面西周的资源只来源于王权直接控制的京畿地区，另一方面周王室却要对全天下负有义务。对官员的赏赐、对蛮族入侵的抵抗、对远方叛乱的讨伐都只能从周王室自己的口袋掏钱，这些付出最好的后果就是一切如常，系统只有资源流失而没有增长；血缘关系维护的诸侯们随着时间而淡化联系，控制力的不足又强化了地方诸侯的独立性。一切在正反馈循环中走向崩坏。

周王室对于地方诸侯的控制力逐年减弱以至于最后成了吉祥物，联想到汉初与各个诸侯紧张的关系（如《祥瑞》中提到的，“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或许历史书中讲的那种上下尊卑井然有序的中央-地方关系从未存在过，只是腐儒在幻想中的附会罢了。

书中对于厉王被放逐的原因的分析我认为更接近真相，或者说更具逻辑：厉王急于收拢强化王权，并且削减贵族权利，而非人民有了主人翁意识站起来推翻暴政——拿三千年前的历史事件来附会所谓马列主义才是愚蠢的行径，彼时贵族和王权的斗争才更像是特有的时代基调。当然这并非为厉王洗地，我一直都是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一般没有方向性错误，厉王本人大概率就是臭鱼烂虾，只是对于其下场真正原因的归结并非如教科书简单所言是“失徳暴戾”，而且箭垛效应也决定了“天下之恶归焉”。

书中有一点挺刷新我认知的，即玁狁并不是匈奴前身，而是西北地区的农业政权，一个强力的证据是玁狁与周王室的战争都是车战，而匈奴与汉朝主要是马战。另外对于褒姒“妖女祸国”的分析也很深刻：褒姒的故事不只是源于传统亡国之君的叙事结构，更因为西周作为圣人推崇的王朝的模范性和其灭亡的耻辱性之间需要一个“妖魔”来调和，褒姒恰好扮演了这个角色。

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很多故事都能被编织在同一张巨大的网上。假道伐虢背后是虢国和晋国多年的恩怨，再往前可以追溯到平王在虢国和郑国、晋国之间设置的政治平衡，再往前就是申缯灭周和平王东迁了。此外虢国在平王东迁后不久还讨伐过曲沃晋氏，这又和曲沃代翼、郑伯克段联系在了一起，曲沃代翼又间接引发了两百多年后的三家分晋（来自百家讲坛《春秋战国记》刘兴林教授的观点，曲沃代翼让晋国国君沉浸在自卑和敏感中，担心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就把所有的后代全部送到各个诸侯国当人质，一旦国君驾崩，哪个王子能在大臣的保护下返回晋国那么谁就能当国君，进而大臣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最终在三家分晋前夕形成了知赵魏韩四家最大的上卿），这种知识点相互印证的快乐是无与伦比的。

最后一章提到了中华民族或者说“华夏”这个庞大群体的身份认同就来自于西周，在周王室通过同姓分封和异姓联姻等手段的有意联合下、在诸侯的通婚中、在外敌的侵扰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对照下，中原贵族们渐渐形成了华夏的身份意识，并不断融合和吸纳更多的群体，这才有了今天的中华民族。

有趣的是附录四中其他学者对于本书的评价整体并不算特别正向，诸如“地表形态”的立论模糊和影响程度不清晰、论证和论据不令人信服、难以置信地忽视了周天子自身的宗教和信仰地位对于慑服与统御诸侯的作用等等。这种情况在社科书籍中也是非常常见的，毕竟书只有两种：有被批评的价值的和没有被批评的价值的。附录五中作者一一对这些批评都怼回来了，学者吵架的氛围顿时起来了，很有意思。

本书值得一读，观点简洁深刻，论证翔实完备，而且这种上古三朝的历史科普实在是太难得了，读一本少一本。

原文摘录

中文版序

记得他在批语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Your evidence can only be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point”，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学问是做不好的。

绪论

在国家结构上，与商代国家基本让名义上臣服于它的地方集团自治管理从而形成一个由自主部族所构成的集合体不同，周人决定亲自治理他们征服的空间。他们将大量的王室后裔和近亲分封到各地去建立统治，从而使王室血统在其政治版图内得到延伸。这些众多的诸侯国与周王室因奉祀共同的祖先而彼此紧密相连，而诸侯国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也亟需王室的支持，由此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

由于周的首都与东部的诸侯国相互隔离，王室军队必须独力抵抗西面的敌人。一支在金文中叫做玁狁的少数部族正是在这时从西面对西周国家构成了致命的和持续的威胁。

周王朝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西周国家的完整性要依赖周王室对东方事务的持续介入；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存活却要系于西部的安全。周王朝难以两者兼顾。

作为在像西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原料运输和分配之漫长过程的终端产品，青铜器所蕴涵的高度社会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反映当时贵族活动的物证。

即使金文内容是作铭者意图的真实写照，其间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偏见。一个简易的事实即可说明这一点：那些所谓记录事实的铭文告诉我们的多为其拥有者的荣耀和成就，对他们的耻辱和失败却讳莫如深。

我们目前的文献研究正在许多新发现文本的促进下迈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的累积。

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中，彼此相互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的潜在的和一贯的记述；而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独立的史料可以得到最充分合理的解释。

一座山可能会成为一个族群的障碍，但它却也可以保护这个族群免受外敌的入侵；而一旦这座山为敌人所控制，它的优势又跑到了敌人那一边。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不仅会从最大利益出发来利用地理，还创造了诸如聚落、道路、运河和防御工事等众多地表形态中的组成因素。他们也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以取得巨大的成就。

更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中国北方的人民产生了一种文化认同感，尽管这种认同只有在西周王朝灭亡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原面临新的外部压力时才完全被意识到。

第一章　西周国家的基础：建构政治空间

这场冲突，就其实质而言，固然是政治和军事性的，但其完全可被视为东部平原与西部多山地区之间的一种对抗，前者是商王朝及其众多臣服集团的地盘，后者则是实力迅猛崛起的周人领地。

据文献记载，丰邑建于周文王时期，表现了当时文王东进伐商的雄心，而镐京则由周武王所营建。其后，这两座位于渭河平原中心位置的双子城便被视为西周国家政治和行政系统的中枢。

《诗经·大雅·緜》中描写了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的某个时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领族人迁徙至此的经过。这一事件在周人的历史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之后仅过了两代，周便异军突起，一跃而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地方强权，从而对商朝西部边界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事实上，无论是出自墓葬还是窖藏，渭河平原上几乎每一个县都发现过西周青铜器，并且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由不同的贵族宗族成员所作。

晚商以降，尽管商王确曾频繁地外出田猎，但唯有安阳可以称得上是永久性的王室驻地，在甲骨文中被称为“大邑商”或者“中商”，是整个商王朝的中心所在。与此相反，周的王权似乎承载于一张网络，而并非集中于某一处；这张网络将几处大小及复杂程度相当的主要城市联结起来，通过这张网络，周王频繁地在各个城市之间旅行着。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其重要性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了的丰、镐、岐邑（周），甚至眉县以外，金文中还提到了另外两个同样作为周王举行仪礼和施政的城市，它们是郑和<图>，后者被称作“京”。郑很可能坐落于今天岐邑西面的凤翔地区，而<图>京，新的铭文证据显示，极可能就在渭河谷地的中心——镐京东南不远的地方。

作为西周中心的渭河平原尽管非常重要，但在地理上，它并非天下之中。真正的地理中心，也就是说距其四周边界的距离大致相等的那个地方，实际应在豫西的洛河谷地。虽然这片谷地比起西部的渭河谷地较为狭小，但作为进入东部广袤平原的流畅通道，它为周人势力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营建洛邑的真正原因却是出于灭商之后的历史现实。攻占商都之后，武王返回西部，令其母弟管叔、蔡叔，可能还有霍叔留守在商都，目的是为了监督以武庚（最后一位商王的儿子）为首的殷民，史称“三监”。但这种占领政策后来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前1042/35-前1006在位）年幼，周公摄政，引起管叔和蔡叔不满，于是联合武庚发动了叛乱。周公为此花费了三年时间来平叛，对叛乱者或诛或囚。尽管这场“二次革命”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西周统治者亦由此明了，如果东部缺乏较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单凭渭河谷地的力量来遥控东部平原，实属鞭长莫及。

洛邑的营建完全是出于西周国家的重大战略之需要。但当时究竟是建了一座城，还是两座，学者们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有两座：位于瀍、涧之间的洛邑（又称王城）和坐落在瀍河以东的成周。

毋庸置疑，冲积平原的中心地带比起其周边的过渡地带更不适宜人类居住。

在政治上，作为西周东部行政中心的洛阳已经完全与西部相结合，这在青铜文化以及铭文中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从当地的平民墓葬来看，它们的文化传统与渭河地区几乎完全不相干。

考古发掘证明，一方面东部地区的西周贵族阶层拥有与渭河流域完全一致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而另一方面，东部平原上的陶器作坊却又根据当地商文化传统继续生产着老式风格的陶器。正如上文指出的，从灭商伊始，周王朝便面临着由此而产生的东西部的分隔。陶器分析显示，即使在克商成功数十年后，平民墓葬中这种东西文化间的差别仍是十分显著的。

起初，周人深居远离商文明中心的西部内陆，东西部地缘政治和文化间的差异，对周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起初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旨在克服这种差异的努力就一直左右着周王朝的政策，并且其后继续影响着西周国家的命运。营建东部行政和军事中心洛邑（或／和成周）显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安排，意在弥补周都远在西部，并且远离主要威胁来源地和可能的扩张方向的地理缺陷。由是，一条横贯东西的权力中轴线在无形之中诞生，为西周国家配备了一种至关紧要的稳定性力量和因素。

西周诸侯国的建立并不是一个王室随意赐予其亲属和地方首领以土地的过程，而是西周国家精心构建其地缘空间，并从而巩固其政治基础的过程。

第二章　混乱与衰落：西周国家的政治危机

我相信在西周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即当一个政治组织由于短时期过度的扩张，而一时难以消化既得胜利果实时，它便不得不将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过分疏散到各地，以期维持其庞大的地缘政治统一体。这样，由于联系其各地分支即诸侯国的纽带过于微弱和条件化，地方资源对中央权力的持续充实便无法得到满足。相反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央授予诸侯的行政管理自治权逐渐滋生出一种离心力，这种离心力不但打消了诸侯支持中央政权的积极性，甚至激使他们同中央公然对抗。

中央政府实施的是一种“恩惠换忠诚”原则，政府官员并没有定期的俸禄，他们薪俸的发放并非由其服务的时间长短，或者工作的性质等量化标准来决定。相反，周王只是不定期地给予其官员各种形式的赏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产。由于这种地产只能从渭河谷地一带有限的王室土地资源中分割，所以，周王向他的臣子赏赐的越多，他以后继续赏赐的可能性就越小。政府的这种“自杀式”管理办法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西周国家的经济基础，导致了周王室的贫困化。

总的来看，周昭王十九年南征的失败宣告了西周早期扩张时代的终结。自此以后，周人再也不敢轻易涉足南方长江中游。而在东部地区，昭王死后，针对胶东半岛腹地的东夷而进行的征伐活动也陷于停滞状态。

我们有许多资料可以表明西周中期穆王以后西周国家内部的混乱和冲突。金文显示，这一时期的西周王室与一些位于边境地区的传统政治同盟之间起了争端。

《古本竹书纪年》与《今本竹书纪年》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便绝非偶然：“夷王（前865-前858在位）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

不同于那些仅仅是追述功绩的西周金文，这篇罕见的铭文从某位周王之口谈到了西周政府及其行政的阴暗面。从周王的话语中得知，“百僚”——也就是西周的官僚体系的统称——管理很混乱。他们不仅敢于违背先王的训导，而且还常常虐待普通百姓。情况尤其严重的是，他们在处理民间乡邻争讼的时候，非但没有进行仔细的调查，反而可能使用刑讯逼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牧，原先的司土，被重新召唤，令其专门负责监察中央政府官僚的行为。这一长篇铭文给我们的印象是到西周中期，西周的官僚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官员腐败、滥用职权的统治机器了。周王对政府部门中的那种缺乏精神、漠视纪律的现象感到痛心，西周国家的政治混乱自此可见端倪。而在铭文中对这些妄为的官员进行谴责的周王，很可能就是懿王死后篡夺王位的周孝王。

所有这些证据都已经表明，西周中期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时期。在此期间，西周国家无论是对外关系，还是国内的政治体制方面都开始走下坡路，暴露出明显的混乱和衰落迹象。

为了解释衰落和崩溃的普遍模式与动力，约瑟夫·坦特（Joseph Tainter）曾提出一种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复杂社会崩溃的通用模式。依照他的观点，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解决问题的组织，需要不断投资新的能量来维持其运转。复杂社会应付压力的基本策略是提升其自身的复杂程度，这就需要提高投资的成本。起初，人们会采用最普通的、最易达到的，并且也是最廉价的解决方案，因此这种投资的回报是丰润的。然而，持续的压力和预料外的挑战会迫使社会追加更多的投资，并且当最廉价的解决之道被用完后，社会就必需通过扩大其等级化和专门化的途径来进行更高成本的投资。当到达某个临界点时，每一份投资所换来的利润回报便开始下降。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克服不断增加的成本与不断减少的利润所构成的曲线的话，它就必然会走向衰落；而当压力变得无法承受时，等待它的就只有崩溃了。

从这些研究中我们所能学到的最基本的一课就是：作为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一个政权的衰落绝不是，也不应该是某个单一的因素就可以解释的，因为任何一个因素都与其他的每一个因素一起行动，并在其他因素之上发挥作用。我认为，与其去寻找什么“终极原因”，不如试着论证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得更有意义。同时，我们还必须对一般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中固有的因素与那些只是偶然发生从而削弱一个政权的因素加以区分。

东部地方封国的封君们习惯上被称作“侯”，而陕西王畿内的贵族宗族首领则常常根据他们的年龄被称为“伯”，即在一个家族内排行老大。进而，很可能“建”这个术语是被用来描述地方封国建立的，而“封”则是用于描述贵族宗族间地产的转让或者赐予。换句话说，从它们的起源来看，“建”与“封”是与不同地缘政治环境中不同的制度规则相关联的。

地方封国的出现与其说是周克商的直接结果，不如说是周公二次东征，镇压东方叛乱的结果。每一个地方封国在自己的领地构成一个自主的地缘政治实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们都拥有一个完备的政府，兼有民政、司法和军事等权力。这正是为什么我们在传世文献和出土金文中常常可以看到周王在授诸侯以疆土的同时，也伴随着授民。

周王通常由嫡长子继承，代表天下的“大宗”，而各地的诸侯，多为周王的其他庶子的后代，建立“小宗”。根据“宗法”，小宗的诸侯必须服从周都内的大宗，周都故曰“宗周”。

首先是世袭“监国”的设置，王室将它们安置在地方封国，扮演着周王“监察人”的角色。这种制度必须同克商后武王安置在东部监管殷遗民的“三监”相区别；“监国”的使命是监视那些远离首都的诸侯。

鉴于铭文中曾反复出现此类朝觐，作为诸侯——特别是那些刚被分封者——去宗周觐见周王，很可能是西周早期的一项制度，或者至少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

将辽阔的东部平原分授给诸侯，实际上意味着周王放弃了自己对这些领土的行政管理权，尽管周王可以合法地将自己的意志施加在诸侯之上。但是合法并不代表他总是有能力这么做。

一方面，西周王室明确以维护西周国家整个领域（包括东部和西部）的安全为自己的职责，如金文常常提到王师被派遣去抗击外族对其遥远的和边陲的封国的侵扰；但另一方面，这类军事行动可以长期可靠地依赖的后勤支援却又仅仅来自于王室管理的王畿地区。至于周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封国基于地方资源的军事援助，则完全取决于诸侯的意愿和周王对他们的支配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因各王而异，但从长远来看，当诸侯在各自的领域内站稳脚跟，并且开始视自己的利益重于王室利益时，他们已然成为周王室的竞争者，而周王的控制力自然也就随之弱化了。在一个中央政权受地方力量调停的政治体制中，由中心控制向地方自治的过渡便只是时间问题了。

通过血缘结构来实行政治控制的先天不利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国在这一结构中的位置会越来越远离其传承的主干，那么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控制就会日渐无力。

随着血缘纽带的松动，“封建”制度下授予这些地方封国的高度自治权已经开始使他们演变成独立的政权，从此不再惟王命是从。齐国和鲁国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见下文），它们都曾有过对抗王室的历史。

正如近来的考古显示的，当西周晚期王权明显衰落时，东部诸侯国却保持着稳定上升的趋势，并且在这一期间铸造了大量青铜器。

虽然东部诸侯国如应、鲁、齐等地出土西周中晚期的铭文数量与日俱增，但在铭文中我们却并未见到周王室与这些地方封国间有过互访。因此我们可以说，陕西周王室与东部封国之间的交往呈现出一种急剧下降的趋势。这种现象至少可以说明周王室对地方封国的控制已经出现了某种松动。

无论是贵族层面的青铜器铭文，还是非贵族层面的物质文化，都明显反映出地方封国从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相游离的情形。这不可避免地会对西周国家的基础造成破坏，造成地缘政治实体的分裂。王朝初年实施的这套制度与克商之后的特殊环境是相适宜的，也确实对西周国家的政治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由于上述的诸种理由，进入西周中晚期，这种制度反而带来一种破坏性力量，威胁了西周国家的统一。

许多王室官员的宗族历史或许可以一直追溯到克商之前，当时他们的祖先从周统治者那里就已领受了同样的土地馈赠。在“恩惠换忠诚”的关系中，为了维持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周王就必须持续地施与这样的恩泽。

虽然我们无法衡量王室的财产被这种土地赏赐政策破坏到了何种程度，但毫无疑问，倘若周王一如既往地赐予土地，那么周王室的经济，继而整个西周国家的国力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退。这就是西周必然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之一。

虽然基于这两篇铭文进行归纳有轻率之嫌，但在许多有关土地的铭文中，这两次经厉王首肯的土地转让颇显特殊，很可能它们便是厉王备受责难的原因之一。这两篇铭文暗示厉王可能会征用一些贵族宗族的财产，然后再转赐他人，以此来达到巩固王室权威的目的。

虽然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如果我们对现有厉王时期的所有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并且将它们置于一个共同的历史背景中来思考，对公元前842年的事件最好的解释应该是当时周王权与一些有影响力的宗族之间的一场主要争斗，在这些宗族的逼迫下，周厉王失去了自己的权力，而并非所谓的人民推翻暴君的一场革命。如前所述，这种民众推翻君王的故事更可能是东周现实的一种反映。因此，与其将公元前842年的反叛说成是被剥削阶级推翻贵族阶级的一次胜利，不如说贵族力量战胜王权，抑或是王权重建的一次失败更具说服力。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宣王时期在西周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发生的看似互不相关的这些事件——包括金文中载录的王室在泾河上游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似乎反映了一系列协调得很好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产生于周王室所采取的一个统一的总体战略，目的是通过外交和军事手段在周人世界的周边地区重振王室的声威。这可能是宣王前数十年中以积极行动为主导的中央政府的施政结果，这也促成了西周历史上有46年之久的最长的王世。现有的资料充分说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周王师的力量在一些边远地区得到了恢复，并且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进。

与中国历史上许多后世王朝相比，西周似乎很早就已经暴露出它的虚弱，此后便踏上了漫长的衰微之途。撇开损失惨重的昭王南征不谈，从穆王统治开始，西周国家经历了很多诸如宗周王室与东部地方封国之间的政治争端，显示出政治支配的松弛与王权的衰微。

西周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结构性的。西周国家的形成建立在周王与诸侯奉祀同一个祖先，并且后者臣服于前者这样一种原则之上。然而百年之后，血缘纽结的自然松弛，并且“封建”制度下授予地方封国的高度自治权也开始导致它们走向独立。

但西周政权衰弱的另一个根源在于王室对资源的不当管理。周王与供职于中央政府的贵族官员们的关系只能用“恩惠换忠诚”这样的交易来形容。当西周早期的大扩张结束后，中央政府持续的土地赏赐政策在一点点地抽干王室财富的同时，也导致渭河谷地贵族阶层力量的一天天膨胀。

第三章　门前的敌人：玁狁之战与西北边境

在王师抵达作战现场并赢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东部众多的地方封国至少可以起到吸收和消耗外族入侵的作用；然而在西部，任何一次外敌入侵的锋芒都直指王畿，这种形势便要求王师必须及时快速地做出反应。

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该把这种危险的地理政治形势归咎于周王朝的缔造者，因为没有一个王朝的缔造者会为他们政权的衰落事先就做好准备。事实上，在他们的早年，周人不但有足够的能力来稳固自己的疆界，同时还能四处征讨，侵占敌人的地盘。然而一旦西周王朝的活力消失，从昔日的进攻者退为今日的防御者时，周人无助地发现自己竟在敌人唾手可得之处，这是历史的结果。

我们目前的证据显示，玁狁是一个规模相当之大、权力高度集中的部族社会，单在与周人的一场战役中，它就可以派出战车百乘。

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可能是生活在宽阔的北方高地，即从河套地区一直延伸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土著居民。在很微妙的意义上，他们可能是兴盛于商末周初之际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文化继承者。他们或许根本就不是游牧民族；如同所谓的“北方地区复合体”（Northern Zone Complex）中的大多数社会一样，他们可能是广泛分布的农牧民组成的团体。

“犬戎”这个名称在战国至汉代的文献中被用来指称玁狁（见附录二）。

战争首先是一门利用地理的艺术。虽然人类的很多伟大成就是通过克服自然的限制而获得的，但与此同时，人类也一直倾向于以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利用地理。

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周人与玁狁之间的战争就本质特征而言，是一种车战；而中国后来历史时期进行的战争却是依靠骑兵和重步兵来对付骑马的北方游牧民族。因为是车战，所以良好的道路状况以及一个相对开阔的空间便是其基本条件，因此我们认为周人与玁狁的战争，便只能发生在这个地区一个相当有限的范围内。

按照汉代《说文解字》的解释，“京”的本意就是“高”。

从这些铭文中得知，沿着泾河的诸干流广泛分布着一群周文化团体，或者军事营地。同时，那里可能还存在着一些外族起源的小国，譬如有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周人服务的乖国。但数目更多的则可能是遍布泾河支流沿岸的寺洼文化村落。这就是玁狁不断入侵并且周人要奋力抵抗来保护的西北边疆。

玁狁对于周人而言，既是邻居，亦是宿敌。他们的政治力量可能集中在北方大草原的南部边缘，从宁夏平原一直延伸至横山山脉的北侧。大约从西周中期的后半阶段开始，玁狁对周人控制的地域发动了频繁的攻击，扭转了西周国家西北边疆的力量平衡。

到西周晚期之初，周人可能已经丧失了对泾河上游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这使得那些坐落在对周人的安全至为关键的长武-彬县地区（泾河上游盆地的东缘）的周人聚落暴露在入侵的敌人面前。

第四章　西周的灭亡：党派之争与空间的崩溃

不过，“西周的灭亡”并不仅仅意味着周都地理位置的改变，它实际上宣告了周王室对黄河中下游长期统治的结束，西周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机体从此陨灭。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至少从公元前16世纪商王朝建立开始，中国早期国家一直支撑着东亚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而公元前771年则宣告了这一长期历史的结束。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王室的力量支配着中国北方的政治生活，并且引导着那里的文化发展，但自公元前771年中央权威崩溃之后，长达五百多年的列国争战便上演了，导致弱小的地方诸侯国遭到其强邻们的无情兼并。在这场列国战争中，一种帝国的政治结构在中国逐渐浮现出来。

在198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谷口义介主要以《诗经》资料为基础，提出西周的倾覆源于幽王时期的继位争端，争斗的双方实际上是周王室的两个传统联姻对象：姒、姜两个氏族。而隐藏在姒姜二氏争斗背后的则是一东一西两个地方封国集团之间的争斗，这两个封国集团即源于上述两个氏族。按照这个观点，西周灭亡是姜族对姒族的胜利。在对晋国早期历史新近的一项研究中，沈载勋比较了有关西周向东周过渡时期的不同资料，认为周人分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幽王、伯服以及虢氏，另一派是太子宜臼、申郑鲁三个诸侯国，甚至还包括西戎。西周的灭亡是第二派对第一派的胜利。

我们应该将这场历史性的溃灭看作是西周国家内部政治的一种相当自然和符合逻辑的发展。依照这种观点，外部因素扮演的角色仅仅是周人内部政治的一种延伸。

“烽火”之说显然是司马迁的虚构，因为《吕氏春秋》中仅说到了“鼓”；我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即已存在，自不必提西周时期了。

褒姒故事的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妖女祸国”这个古老的信仰。虽然邪恶的男人更容易毁掉一个王朝，但当一个女人卷入到王朝的纷乱中去时，即便她在整起事件中是个无关紧要的人，她的角色依旧会被夸大其词，并且在历史上可能会被妖魔化。上面揭示的褒姒故事的发展就属于典型的将褒姒逐渐妖魔化的一个长期过程。对女性的这种成见在由男人统治的世界中并不是短时间内形成的，这主要是男人反对女人干政这一传统偏见所致。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或许只有将褒姒妖魔化，西周王朝的声望与其耻辱的结局之间的矛盾才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和。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他们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

从这些历史著作来看，至公元前771年，西周王室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权力结构，它由四个主要人物组成：周王、褒姒、虢石父以及郑桓公。

如果前文对西周灭亡的历史过程的重建是正确的，那么首先可将这个结局归因于一次军事上的错误估算，其目的是西周王室希望除去已经被驱逐的旧的王位继承人，从而保证新的候选人在未来顺利继位。当时王室内的反对党已经被击败，周幽王完全掌控了王室的政策。如果西周的力量足够强大，那么王师就有可能击败联合的敌军，并拘捕王子宜臼。但是，因为幽王早年的政治斗争已经大大地削弱了周王室的实力。相较而言，敌军明显实力雄厚，他们不但抵抗住了周王室方面首先发起的攻击，并且趁势打回周都，推翻了西周政权。在这样一种危险的境况下，一个错误的军事估算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灾难。

钱穆把公元前771年攻破周都的戎人活动定在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这一带，完全是置当时的历史背景于不顾了，因为我们知道戎人从西北迁入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是在西周灭亡之后，也正是因为西周灭亡他们才有这个迁徙过程。钱穆错把结果当作了原因，因此他对西周晚期历史的研究是完全失败的。

很有可能申原先坐落在西部，后来才奉王室之命分开并在南方重建。

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所看到的申有西—南之分（但并不呈现西—东或南—北对称），说明两申的地理方位是以宗周（镐京）为参照物的，并非彼此相对而称。换言之，南申在宗周之南，西申则在其西，跟指称西戎的方式相一致。

不但两份史料中记载的战役结果各不相同，就连称呼申的方式也相异。鉴于申的位置可能与戎相近，加上他们之间长期的牵连瓜葛，一旦他与周的关系恶化，周斥之为“申戎”便在情理之中了。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如果南阳之申是由迁往南方的西申贵族建立的，那么很可能是一批新的戎人占据了西申，因此被周人称为“申戎”。在后一种情况下，那个在西周最后的岁月里跟周人打交道的西申便不能与在宣王早年迁往南方的申同日而语。不过这一点尚无证据证明。

最终导致王朝倾覆的问题之根源依然在于周王室的政治，尤其是在跨越宣幽二王的世代权力更替。与传统解释不同，通过重新释读《诗经·小雅》中的三首诗，同时联系历史著作，我们便可揭示以皇父为核心的老资历官员与新立的幽王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幽王得到他的新宠褒姒的支持，褒姒则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儿子抬上王位继承人的位置，从而使自己成为合法的王后。公元前777年，皇父很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失利而离开都城，前往东部，而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宜臼也逃到西申避难。幽王自此赢得了王室政策的全部掌控权。

然而好景不长，幽王权力的巩固却导致了王室对西申（王子宜臼的庇护者）错误地采取了一种更具主动性的政策。西申为了保护自己，同鄫和西戎建立了军事同盟（我们有理由将西戎与周的宿敌玁狁联系起来）。在西申附近的第一场战役中，王师被西申、鄫和西戎的联军击败。联军乘势顺泾河而下，洗劫了周都。直观来讲，西周的灭亡看来是由周王室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一次严重错估引起的。在这点上，倘若周幽王不贸然进攻西申，或许周王朝能多苟延残喘几年。但从我前面几章中论述的各种因素以及幽王早年的政治争斗这种本质来看，灭亡是长期处于衰弱过程中的西周国家的最终归宿。

第五章　东迁：周的重构

西申和鄫可能已不再是周人的严重威胁，因为他们在王室中的阵地已经被翦除。倒是西戎，这个可能从与申结盟伊始就抱有其他目的的势力，已经成为最恐怖的破坏性力量。

由于随着周室东迁，戎人就一直向周领地迁徙和渗透，从未间断。因而在东迁之后的两百年中，如何接纳所谓的“蛮族”，对于地方诸侯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紧要的社会问题。此外，原先生活在甘肃东南部的秦人，在与多个戎人的斗争中，也逐步进入渭河平原。这次迁移将渭河平原变成了一个新的力量基地，未来中华帝国的摇篮。

豫西的地理障碍（见第一章）在周王室和他西面的敌人之间构筑起一道天然的屏障，王室似乎显得相对安全一些。往南，伏牛山将其同南阳盆地以及淮河上游地区相互隔开；向东，嵩山在它与更远，也更开阔的东部平原之间架起一道天然屏障；而在它的北面，黄河是又一道天堑。凭借着这些地理优势，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九朝古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另外两个主要王朝——汉和唐，在它们的势力如日中天之时，都城一律设在渭河平原；而当它们步向衰弱时，又均将都城迁向洛阳，这种情形跟周王朝如出一辙。

可见在周都沦陷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戎人对周领地大规模地侵占。这与《史记》中描述的犬戎占领周都后，席卷财物即刻归返的情形是截然不同的。有材料证明这些戎人实际上在前周的遗址（如镐京）上建立了他们各自的政权，并且在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仍然活跃在这个地区，对此我们在本章稍后将进一步探讨。

在渭河平原上三座较大的城市丰、镐和岐邑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已经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了一个明确断层，其年代正与西周末相吻合。在丰和镐遗址中，不时会发现有战国地层叠压在西周地层之上，但最常见的却是汉代堆积直接叠压在西周遗址上；属于春秋时期的，也就是能够说明这些遗址从西周时期一直被持续使用下来的连续地层堆积还从未被发现。在岐邑（周原），通常都有汉代以后的扰乱层叠压在西周晚期地层上。考古学材料有力证明了这三座城市都是在西周末同时遭毁灭的。一些学者还指出，由于西戎突然来袭，大量的青铜器被匆匆埋于周原和丰京的地下，因此它们才得留存至今。

《左传》并非唯一一处提到携王的史料，《竹书纪年》中则更多地提到了这位周王即位的情况（见第四章中对《古本》和《今本》相关文段的完整引用）。无论《古本》还是《今本》都指出伯服为犬戎所杀，可能与幽王俱死于戏。而另一位王子余臣在一个叫“携”的地方，由虢公翰拥立为周王；至于合法的王权继承人，公元前777年出逃至西申的宜臼，则在众多诸侯，包括申侯、鲁侯、许男，可能还包括郑子的拥立下，在申国（自然是西申）即位。

携王和平王之间的继位争斗其实是幽王朝廷政治斗争的延续，它标志着周贵族已经彻底分裂成两派。

所以这样看来，越过虢氏宗族的障碍，离开渭河谷地，向东寻求东部诸侯们的直接保护实为平王的明智之举。但这么一来，他也就不得不将渭河平原拱手相让给了携王和虢氏。我认为这正是周室东迁的真正历史动力。

建于西申，旋即又迁到洛邑的平王新政府与过去西周王朝的关系更多的可能是一种绝断，而不是延续。携王在渭河平原至少存在了十一年，最终为晋文侯所杀。在这十一年中，平王领导下的东周王室与携王王室之间的关系尚不为人知。携王之死在东周早期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它一方面确保了平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从西周向东周过渡的最终完成。

这两个联系都将郑氏宗族的位置指向了渭河流域的西部。

简言之，郑国原先坐落在渭河流域西端附近的凤翔地区。因为预感到西周王朝行将灭亡，故在公元前773年至公元前772年之间，郑桓公将郑氏宗族的财产以及一部分人口东迁到郐国和东虢的领地内。周都沦陷后，郑武公随平王东迁，并可能暂居于刘。最后，武公分别于公元前769年和公元前767年吞并了郐和东虢，并且在今天的新郑地区重建了郑国。

或许因为早年同幽王褒姒集团的瓜葛以及随后支持携王的缘故，西虢同周平王领导下的周王室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正如《国语》中所言，周平王依赖的主要是晋、郑二国的扶持。然而，进入其漫长统治的后期，平王希望借西虢的力量来牵制当时正操纵着周室的郑国。于是，“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以周王室的名义，下一任虢公林父，也称虢仲，于公元前707年从王伐郑，并于公元前703年进攻位于曲沃的晋国的分支。公元前681年之后，林父在周王室中的职务为另一个名叫醜的虢公（也称虢叔）所取代。虢公醜在位期间，虢与国力日强的晋之间纷争不断，并且也为一些流亡的晋国王子提供避难之所。公元前658年，晋师假道于虞伐虢，一举攻下下阳，吞并了虢在黄河以北的领土。随后，公元前655年，晋师攻入虢都上阳，西虢自此被除掉了。

在周人与西戎的军事争斗中，秦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西周王朝的崩溃以及稍后周平王领导下的周王室东迁（以及携王朝庭的终结），秦政权被留在了戎人的茫茫大海之中。由此来看，秦向陕西的挺进与其说是力量的东扩，倒不如说从险境中撤离。随后的数十载中，秦人竭尽全力抗拒来自戎人的压力，并且逐渐将其政治中心从甘肃东南的犬丘之地迁入本是周人家园的陕西渭河平原。

秦的东迁与戎人入驻陕西中部不应被视为时间上相互分隔的两个独立过程。相反，他们更可能是在东周时期的第一个世纪里同时进行的。要点在于，周人东迁后，秦人不但要应付西部的压力，同时还必须同东面的戎人作斗争。这就意味着，要进入陕西中部原属周人的家园就要用武力打进这个地区。

《史记》云文公十六年（前750），即秦都在宝鸡营建12年后，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这场战役在秦人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根据《史记》，此役之后，秦将其地域扩展到岐邑一带，并且将周遗民收为秦所有。很可能通过这场战争，秦人确立了他们对渭河平原西部的统治。

简而言之，进入渭河平原后，秦从蕞尔小邦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力量之一。至武公统治末期，秦人显然已将整个陕西中部渭河平原尽收囊中，并且开始超越这个地区向外释放影响力。曾经是周人本土的渭河平原在历经了自西周灭亡以来80年的动荡不安以及军事文化冲突后，再次被单一的政权力量所统治，并且作为最终走向中华大一统的又一轮历史发展的中心而重获新生。

而潜藏在这些表面现象之后的，可能还有丧失渭河平原所导致的王室财政的重大变化，因为周王室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此。洛河平原这片小区域提供的收入只够周王室养活一支小规模的军队，西周时期享有盛名的六师和八师到东周时早已销声匿迹。

东周时期又可细分成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被称作“春秋”，这是因为它延续的时间粗略上同实际始于公元前722年的《春秋》相对应。第二部分被称作“战国”，名称源于《战国策》，直到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至于“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学界惯于定在公元前481年，这一年田氏代齐；或者公元前403年，这一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列为诸侯。

西周中晚期墓葬中标准的陶器组合包括：鬲、豆和罐；或者鬲、豆、盂以及罐。

第六章　西周的遗赠

从公元前1045年武王克商开始，到公元前771年犬戎破周，西周王朝共经历了274年，与明朝的统治年限（276年：1368-1644）大致相当。然而西周王朝灭亡之后，周王室又在洛邑继续延存了515年，这使得周王室的历史比曾经统治中国的任何其他王族或者帝世都远为长久。

一方面，是地方封国的成长剥夺了西周国家的活力和资源；另一方面，同样也是地方封国的成长保存了一个周人的世界与长期延续的王室。西周国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一个无可避免会将其带向悲惨结局的矛盾。

周人从未必须在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方诸侯体系和一个全国范围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之间做出选择。众所周知，这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器直到多个世纪以后才在中国出现。

我们不得不承认，西周国家的创建者实施的“封建”制度在西周早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下确实是一项巨大的成功。这种制度运作得非常之好，因为那些地方诸侯大多是周王的同族或者亲戚，他们对王室的忠诚不仅是可以预想的，更是完全有理由期待的。这些地方封国有着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灵活性，他们是王室统治东部平原以及更远地区倾向暴乱的人口的有效工具。正因为这些地方封国的存在，西周王朝才有所谓的“成康之治”，并且在他们的支持下，周人的进一步向外扩张才成为可能。同样也得益于他们的保护，周王室才得以选择敌人进行攻击，而不至于全方位、全天候和敌人对抗。

虽然这些地方诸侯有时也会挑战洛邑王室的权威，但他们仍然将周王的支持至少是承认视为自己统治合法性的依据和来源。而在公元前206年刘邦进入咸阳时，庞大的秦帝国却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消亡的。没有人决意帮助秦帝室摆脱险境，因为除了通过业已瘫痪的官僚体制外，别无其他东西把他们和帝室联结在一起。

秦人制度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咸阳的帝室，而一旦中心遭毁灭，整个的帝国体系也随之瘫痪。

这种“没有王国的王”几乎成为后代中国每一个王朝帝国结构的规范。它不但满足了加强帝国官僚政治统治的需要，同时又建立了贯穿帝国的血缘纽带。通过封赐皇室亲属比所有官吏都要高的诸侯王地位，一个上等特权阶级由此诞生，这个阶级又反过来保障了皇室家族的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再次引用鲁惟一的话说，在一个纪律严明的官僚机构与“人性道德价值”之间便达成了一种平衡。

因为有了周朝这一课，中国的帝国结构始终不同于古罗马。伟大的罗马帝国毫不间断地持续了好多个世纪，但是罗马的皇权却频繁地从一个家族转入另一个家族。

汉帝国完成的这种平衡优势，也就是说西周的历史经验的价值，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仍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汉代以后，很少有王朝是因为不断增长的地方主义而走向衰弱的（因北方边境藩镇反叛而由盛转衰的唐朝除外）。相反，地方势力的膨胀通常是王朝衰退的结果。

正如金文中频繁使用的“戎”这个称谓意思是“好战的”，当一个族群被称为“戎”时，周人视他们更多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手，而不是文化和种族上的“他者”。至于“夷”，它在金文中的书写与“人”相似而又有区别，“夷”字的金文外形就像是一个跪着的人，这清晰的暗示了“夷”被当作奴隶或者仆人的来源。

“夏”是中国传统中第一个王朝的名字，这在西周早期的著作中是可以明确追溯到的。作为“华夏”这个称谓之一部分的“夏”的使用自然反映了周人世界中一种统一体的意识，以及他们对一个共同文化和种族起源的探寻。“华”这个称谓来自华山，华山坐落在西周国家连结渭河谷地丰镐二京与东部洛邑的政治中轴线的中心点上。与此同时，“戎”逐渐被用来指称一批无论是文化、种族，甚至是道德上均不同于“华夏”子民的人群。无论“华夏”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敌对，他们从未互称对方为“戎”。同样，无论戎族与某个“华夏”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多亲密，两者之间的差别却是根本的。

临近公元前7世纪末，即使那些处于周人核心地区的诸侯国也遭受到戎狄的进攻，而这些戎狄就在他们的邻里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本土诸侯国为抗拒这些新来者进入自己的领地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从而，“华”或“夏”的概念作为一种团结本土中原诸国抵抗共同敌人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策略出现了。当这些本土诸侯国在地理上同戎狄政权交织在一起时，是他们承自西周国家的共同遗产将他们同戎狄组织区分开来。当公元前661年狄人从北方闯入中原侵略邢国和卫国时，这一点显得尤为真切。管仲，被孔夫子评价为拯救了华夏世界，力劝齐桓公救邢，这促成了随后华夏同盟的形成，包括齐、鲁、宋、曹和郑。

说得再明确一些，西周国家通过在地理上延伸姬姓亲属，以及促进姬姓贵族与非姬姓贵族这两个俱为西周国家组成部分之间的联姻来实现最初多样人口的同一化。因此，虽然君临天下的周王与地方封国姬姓贵族之间的血缘纽带日渐松弛，导致了王权的衰弱，但总的来说，周人世界的贵族，包括姬姓与非姬姓，已经变成一个紧密的借助血缘而连结在一起的整体。正是这种西周时期逐渐形成，到东周时期被充分认识，同时与“戎”和“狄”形成鲜明对照的文化与民族统一体，日后成为了中华民族的核心，并且在历史的进程中将更多的人群吸纳进来。在这一点上，西周国家给周人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文化身份——“华夏”，并且为东周时期的中原贵族在面对外部新的压力时提供了重要的力量来源。当然，这份共同的西周遗产在东周时期的考古学记录中同样能够见到。

尽管政治上并不统一，但共同享有的文化价值却将周人世界的贵族们联系得比从前更加紧密。

西周国家在空间上受到两支力量的挑战：一支是将它的组成部分从其政治核心中隔离出去的内部力量；另一支则是频繁攻击西周国家地理周界的与日俱增的外部力量。

我认为，周王在“恩宠换忠诚”的这种交易中持续实行的土地赐予政策从物质上削弱了周王室的经济基础，弱化了西周国家的统治能力。厉王可能曾经力图恢复周王室的经济实力，然而在贵族力量的强势反抗下，这种努力终以失败告终，厉王也因此落得个被迫出奔的下场。

在我看来，“封建”制度下授予各地方诸侯的高度的民政和军事自治权在西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铺下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从西周中期开始，这种矛盾演化成一股较大的离心力，裂解了周的政治统一体。

面对着来自玁狁越来越大的威胁，周王室必须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场在西周中晚期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全面战争中去。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周王室就必须不断加大投资，这种投资包括了金文中明显记录的对军事将领们的地产授予。这样，西周国家在内忧外患的相互作用下一步步陷入了持续衰落的困境之中。

我认为，最终导致西周灭亡的政治斗争起源于曾经服事于宣世的老资历官僚与支持幽王的新党派之间的紧张关系。周王室中的这种党派斗争最终恶化成王室和泾河上游地区一些重要边境政权之间的军事冲突。王师在一场可能是惩罚性的战争中被这些边境政权和周的长期敌人玁狁联合击败，这为敌军入侵周都敞开了通道。西周的灭亡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政治策略失误和军事错估所导致的直接后果。

西周的灭亡标志着中国早期王朝式国家之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这样的政治体系以王室的中心地位为特征，并借助各地行政独立的地方君主们的权威来实施对一个相对庞大的地域的政治控制。西周国家的最终崩溃表明，由于各地经济和政治实力的发展，这种政治体系已经不能使人们再继续抱有政治统一的理想，以之来包容这种新的发展。西周国都在公元前771年的陷落，以及随后周王室与西周贵族宗族的东迁为各地方政权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受中央控制的自由竞争空间。一个为达到政治一统的新控制体系只有在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争斗中才会诞生。帝国就是最后的答案。

附录一　边缘地区：西周国家的最大地理范围

在西周时期，山东的土著部族们受他们的近邻西周地方封国的影响，曾经有过一次国家形成的过程。山东地区的这个国家形成过程，以及它在文化和政治上的交融为春秋时期这个地区经济的持续繁荣和重要政治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简言之，考古、铭文以及文献记录共同表明在西周早期晚段，周人竭尽所能欲将长江中游地区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很可能他们确实已经对长江以北、汉水以东这一经由随枣走廊和南阳盆地而与北方相连的地区成功建立起了政治控制。这正可能是为什么昭王虽然以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而告终，但他仍因为自己的南拓之功而在史墙盘铭文中受到纪念的缘故。

回顾商周时期，在影响平原人们生活的地理因素中，黄河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异于今天这条经郑州东流的河道，公元前602年之前的黄河几乎是沿着太行山径直向北，继而在石家庄附近转向东北，最后在今天津注入渤海的。

琉璃河出土器物的年代显示燕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晚于成王早年。这个时间意味着继克商之后，周人迅速将其势力推至河北平原的北部边界。

从历史文献看，西周早期之后的燕似乎与周王室完全失去了联系；在燕惠侯即位（当此之时，周厉王奔于彘）之前，甚至就连燕的世系也在文献中均付阙如。基于文献资料以及同时期邢国正与北方的戎族对抗的史实，最合理的推测当是燕、纪所在的冀北平原因为戎人的入侵而与中原出现了政治中断。后来，两地之间的联系只有到宣王时期才又得到重建。

在上文考察的边缘地区，周人势力的来到促成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以这些地区发现的铜器为代表的周贵族文化显示了它们对宗周文化传统的高度遵从，无论是从这些铜器的艺术设计还是从它们的铭文的书写标准来看都是如此。就这一点而言，西周早期无疑是中国早期历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因为随着周代贵族向边缘地区的迁徙，周的文字书写也在一个庞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开来。

附录二　犬戎和玁狁之间的关系

后世文本中的“犬戎”这个称谓指的就是西周史料中的“玁狁”。在这些史料中，玁狁也被简称为“戎”或者“西戎”，因为他们生活在周的西北方。但“戎”这个字又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它并不局限于玁狁或者犬戎，而是同时可以指代西周国家边境之外的其他任何敌对势力组织。

附录三　《竹书纪年》和周幽王的年代问题

我认为，上述分析再一次说明了《今本竹书纪年》保留了《竹书纪年》古墓本的真实面貌。同时，它也说明了在经过长期的引用和重辑之后，《古本竹书纪年》确实在很多地方严重失真并且夹杂着后世辑注者的主观意见。因此，我们在引用《古本竹书纪年》的三个辑本时须格外小心。

附录四　有关《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与政治危机》的评议

概括说来，周王凌驾于他的臣民之上的，不仅仅享有经济、军事乃至行政威权，而且还拥有无可置疑的精神权威。周王“一王两身”，既是“天子”，又是姬氏宗族的首领，他们具有优先接近至上神灵即天以及被神化的先祖的机会，是上天神权与天下凡俗之间的媒介。君主们所拥有的这种类似于教皇般的排他性权力是王室异常重要的资产；在之前的商王朝，这种传统就已经有清晰的体现。这种权力在历史的兴衰变迁中延续了下来，一直到周代统治尾声之时仍然完好无损。在我看来，正是周王这一特殊的处于宗教的而不只是社会政治金字塔顶峰的角色，可以解释何以王朝在失去其军事、经济与行政的威权后仍能长久存在。

附录五　西周历史研究：一个回复和方法论的说明

换句话说，地理能够解释一个人类的社会为何与如何应对其环境，但是它不能解释这个社会应对得多么成功，或者这个社会为什么在应对中失败。这种解释必须基于由历史过程所产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