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两性关系》

慕李银河之名而来，失望而归。本书就像一份硕士毕业论文，极其枯燥，充斥着大量报表式的数据，等于是把本属于附录的内容直接搬到了正文，在时间的洗刷下这过时的数据更是极大地拉低了整本书的质量。对于女性地位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发展的描述都是在各个话题上浅尝辄止，毫无深入挖掘的动作。通篇都是女性如何如何了，而没有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讲为什么会这样，只是一味罗列数据和引用别人的话。快速地略读完了，没有必要再读一遍。

原文摘录

历史与现状

巴霍芬认为，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之间存在着毫无限制的性关系（杂婚），这种关系排除了确切认知父亲的可能性，因此，世系只能依母系来计算。

真正改变中国女性命运的有三大因素：一是女性参与社会生产；二是女性普遍受教育；三是通过婚姻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自主婚姻）得以实现的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

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人们总是要把各级官员的贪污腐败归咎于“红颜”——如果没有受到某个女人的贪欲的蛊惑，这个男人是不会涉险犯罪的。

雅典是民主政治的根源，主要是因为公民投票。但是当时只有6%的居民是公民，奴隶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

印度的情况好于美国，原因在于，在印度，种姓的重要性超过了性别的重要性。但是在种姓制消退之后，上层女性还是变得不敌下层男人。

在苏联东欧国家以及改革后的中国，女性议员比例的下降是女性实际参政水平的反映。由于这些国家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与过去相比具有了更多的实际意义，成为真正的权力机构，女性遂被排除在外。

总之，拥有决策职位的中国女性的一般状况是：地位越高、越有实权的领导岗位，女性领导人越少；女性领导人担任副职的多，担任正职的少；担任名誉性的虚职的多，有实权的少。总的看来，中国女性参政的水平还是相当低的。

就业与收入

至少在工业革命早期，女性劳动力就有相当大的比例，有的时期、有的国家的女工人数甚至超过了男工。

在各发达工业国，女性就业结构的一个特点是，她们当中有相当大一个比例的人集中在文职工作即所谓“白领工作”中。

男性为主的职业一般地位较高，工资较高，如行政、管理、专业专家、蓝领熟练工；女性为主的职业则地位低，工资低，如秘书、家务、教师、护士、售货员等。女性的职业又常常是兼职性质的工作：权威较少，低工资，低声誉。如护理，教育，社会工作，图书馆工作。

性别歧视主要表现在缺乏平等的工作机会，原因在于女性的工作总是习惯性地被限定在传统角色的领域中，是传统角色的延伸，例如健康、教育、食品、成衣业、商店助理、清洁工等。照料人的工作：包括有酬和无酬的工作：护士，社会工作者，幼儿教师，照料孩子的人，包括母亲。女性多做无酬工作：农业，家务，志愿工作。女性很难进入传统属于男性的领域。

在这些以女性为主的行业中，一旦男性进入可以得到很大的优势，进入领导层。然而，女性的升迁却常常会遇到所谓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问题：从规定上似乎男女平等，但是女性的升迁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就业结构的高与低除了按性别划分等级，还有其他划分等级的因素，例如在美国有种族因素：第一等级是白种男性，第二等级是白种女性和黑种男性，第三等级是黑种女性。在中国有城乡因素：第一等级是城市男性，第二等级是城市女性和农村男性，第三等级是农村女性。

在一般情况下，女性在工作效率上不是弱者，因此无须一般地提出保障她们的就业机会——这一点和残疾人是不同的。人们之所以要提出保护女性的就业机会问题，仅仅是因为一个特殊的情况：女性结婚以后在家庭生活方面付出较多，还有生育的困难。

所谓保障女性的就业机会，首先是指补偿与生育有关的那些不利因素。更明确地说，女性绝不像残疾人那样，由于本身的不幸需要社会的同情和照顾；但是她们在生育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额外负担，当然是有理由要求补偿的。

有人为企业雇女工的损失算过细账：第一，从时间连续性上，女工有一段间歇期，即生育哺乳期，而这一时期的福利、工资却要由企业负担；第二，从支付退休金数量上，女性比男性早退5－10年，一般比男性领退休金时间长；第三，从业务培训费的效用看，由于女性工作年限短，培训效用不如男性划算；第四，从福利支出看，女性高于男性。

虽然有人提出让一部分多余劳力主要是女性回家，给就业者增加工资，使其一人的工资可以养活一家人，但从1949年以来，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即使要改变这一就业模式，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可以预期，在21世纪，夫妻双就业的模式仍将是中国社会基本的就业模式；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将不会有大规模的流行。

健康与生育

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这一现象的形成是复杂多因的，近年来关于这一现象成因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中一个因素被确认为男性的进攻性与竞争性，即所谓A型性格。A型性格是指具有以下部分或全部特征的行为方式：为成功而全力奋斗、竞争性、易于失去耐性、时间紧迫感、粗鲁唐突的姿势与语言、对职业或事业过分投入、过多的魄力与敌意。

营养不良是欠发达国家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似乎从来没有产生过西方那样的争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应当照顾女性，女性自身也没有从“这岂不等于承认了男强女弱”这一角度提出过反对意见。我想这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常识主义的，不喜对事情穷根诘源，因此只是按常识想道：既然女人生理上有男人没有的困难，那自然要照顾一下，没什么好争论的；其二是中国人也缺少自由发表意见的习惯，比较容易接受一切已经确定下来的东西。

偏爱男孩在中国（包括香港、台湾）、朝鲜、新加坡、印度最为严重。在印度，偏爱男孩的原因是女性就业困难，以及结婚要陪上大额的嫁妆等。

女性在人口中的性别比偏低的原因全部是人为造成的，其中包括选择性堕胎、缺乏照料和杀婴。

人们如果有两个男孩则不再生育，如果没有男孩就一直生下去，因此造成了台湾家庭模式的两大特征：人数较少的以男孩为主的家庭，外加人数较多的以女孩为主的家庭。

人类在公元前9000至7000年才开始了解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发现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之后，坚持子女要冠男人的姓，把女人变成奴隶，使她们与娘家分隔，监督女人的性活动，令其婚后到男方家庭中居住，使她们远离亲戚，将她们放置在男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从此以后，男权制开始大行其道。

在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女性是能够得到正面的价值甚至感受快乐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不喜欢孩子、不愿意生育、不情愿做母亲的。当代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早期女性主义者波伏瓦正是由于否定了女性的这一快乐，才丧失了群众基础。按照她的模式，女性或者要男女平等，或者要孩子，二者必居其一。其实，做母亲同做一个女性主义者并不是绝对对立的。

身体与性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但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

对于19世纪的女性来说，性交基本上是一件令人厌恶的、残忍的和短促的事情，那时的女性对性活动没有兴趣，也被认为不应当对性活动感兴趣。令事情进入恶性循环的是，由于相信女性基本上是非性的，使那个时期的男性为他们不合格的性表现及忽视性伴侣的需求找到了理由。而男性的此种表现，又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性的疏离。

人类女性性欲高潮的发展是由于人类婴儿生来就特别不能自立，需要父母照顾。女性性欲高潮以及女性在月经周期的任何阶段对性一直感兴趣就是为了维系永久配偶而发展起来的。

婚姻与家庭

中国现行的婚姻法案在离婚问题上所实行的是无错离婚加有错补偿的办法，即原则上离婚并不需要一方有错，但是有错一方在分割财产时会受到少分财产或不分财产的惩罚。

有人以为，离婚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我想这一判断有一个前提：婚姻关系本身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对它的破坏，就是对社会稳定秩序的破坏。

暴力

在中国发生的对女性的暴力侵害中，最严重的首推拐卖女性。

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低得可怜。从统计看，发达国家的妇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的程度一般来说比不发达国家低一些，但是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许多人提出疑问：为什么这些受虐的女性还要继续留在充满暴力的家庭里，答案是她们的自信心被暴力摧毁了。有调查表明，被动接受和麻木不仁是受虐妻子的典型特征。女性挨打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挨打时，她们感到吃惊，竭力躲闪；然后感到恐惧，竭力讨好丈夫；最后感到抑郁，躲到一边自责。一旦挨打成为习惯，其后果可能导致丧生。妻子挨打的社会后果除了伤害、致死之外，还可能成为下一代的效仿行为。妻子的挨打还常常伴随着子女的挨打和受性虐待；待子女长大成人后，有可能继续这种受虐的生活模式。

两性气质

其实，所谓母性本能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人们把它捧上了天，拼命赞美它的无私伟大、牺牲精神；另一方面，它似乎表明做母亲是女人的天职，无私奉献和牺牲自我是女人的天性，如果有女人不愿做母亲，不愿牺牲自我成全他人，就会被斥责为缺乏女性气质。

习俗与观念

在西方女性主义追溯男权主义观念的源头时，被最频繁引用的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女性的说法，他说过：“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

卢梭认为，女性生来就应服从男性，尽管男性根本称不上完美，女性也要绝对服从他们，学会毫无怨言地忍受不公正待遇和丈夫的侮辱。

叔本华称女性为“矮小、窄肩、宽臀、短腿的人群”；他把女性称作“第二性”。

尼采则将女性的一切价值归结于生育。

总之，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阳还是比阴优越一些；即使柔弱能够胜刚强，柔、弱、暗、下毕竟是卑微的，刚、强、明、上则是尊贵的。二者虽然应当调和，但还是有尊卑上下之分。所以，中国文化中的性别理念同西方文化中的性别理念虽有文化上的差别，但二者都没有脱离男权主义的范畴。中国女性要争取到完全的男女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