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莫斯科绅士》

“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按：这是年初跟欣哥聊天时被推荐的一本书，写下这行时其实我才刚读完了第一卷，现在仿佛回到了二月份，在 MS 的工位上，欣哥坐在费老板位置上跟我聊天时的场景。彼时疫情刚刚结束不久，欣哥提到这本书中的主角亚历山大·罗斯托夫恰好如居家隔离的我们一般。转眼过了大半年，一切都变了，现在读这本书免不了几丝唏嘘之感。

最优秀的小说能让你以书中人物的身份活过一生，这本书做到了。从时代背景来看，这本书颇有苏联人的伤痕文学的味道，描述了一系列从十月革命到赫鲁晓夫上台这段时间中发生在人民以及“前人民”身上的各种事情。但相较于清洗、夺权、倾轧、监视等老套歌剧一般的政治事件，书中最有趣最打动人的显然还是人与人之间实实在在的关系。伯爵和米什卡的友情，伯爵和安娜的依依之情，伯爵和尼娜的忘年交，伯爵和安德烈以及埃米尔这“三巨头”的友情，以及最重要的，伯爵和尼娜的父女亲情。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交织成了整本书的核心剧情，外部的政治氛围反倒只是烘托和推进这些情感的佐料而已。

埃默·托尔斯非常擅长描写贵族，无论是《上流法则》中的廷克还是本书中的伯爵，身上的气质都非常独特，尤其是伯爵，少了廷克的锋芒和清冷，多了儒雅随和，甚至有种让人想要宣誓效忠的气质。伯爵生来就是贵族，也用自己的半生的监禁生活不断阐释着这一点。读完全书后我甚至无法想象伯爵发怒和咒骂的样子，即使在面对极致的小人列普列夫斯基时，伯爵也只是把他关在了屋子里，作者借奥希普之口说出了不杀他的原因：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一个贵族。

书中某些情节透着一种冷峻的幽默感，是那种用天真无邪的眼光解构寻常事物时才会迸发出的智慧，仅从这点来讲本书气质颇似加布瑞埃拉·泽文的《岛上书店》，在第一章中罗斯托夫和尼娜的对话中就颇多这种有趣的对话。这些有趣的片段点缀书中，让阅读体验非常舒适。

读完全书，伯爵用半生的优雅生活和最后的奋起逃亡阐释了开头的一句话：“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伯爵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活出了精彩的一生。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读的书。

原文摘录

1922年　莫斯科

历史告诉我们，个人魅力正是有闲阶层的终极追求。

一九二二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

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

十二点过一分时，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广场餐厅的大门。而下午一点三十五，踏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回到房间后，他又开始计算，需要再过多久才能到楼下去喝酒。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礼貌不是糖果，尼娜。你不能光挑那些让你中意的，更不能把咬过一半的再搁回盒子。”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诚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穿粗布衣服的比穿开司米羊绒的要多，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与在肩膀上缀一块肩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角帽和高筒军帽一样，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

“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46)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一九二三年

同样重要的是，仔细地数着日子能让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意识到，他又忍受了、活过了或者打败了艰苦卓绝的一年。无论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是坚韧不拔的决心，还是愚昧的乐观精神，那刻出的三百六十五道凹痕都是他们拥有坚强毅力的明证。因为，如果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来衡量的话，那么毅力则是用年来衡量的。

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总能找到值得庆祝的事。

伯爵边听她说边想着，不要轻易对人下结论这话说得还真对。

不。他们之所以只在夜里出来游荡，并不是出于对活着的人的不满或嫉妒。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看见活着的人。就像蛇不想碰见园丁，狐狸不想撞见猎犬。他们之所以等到午夜才出来，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免受俗世情感所带来的喧嚣和骚动的侵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斗争，憧憬和祈祷之后，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期待之后，在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虚与委蛇和没话找话之后，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安宁和平静。

一九二四年

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眼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他们所褒扬的观念和立场是那么狭隘，使用的词汇也那么有限，所以读起来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一直看到第五篇，伯爵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文章他之前真的全看过。因为，报纸是昨天的。

可正像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常说的：如果耐心那么容易就能经受住考验的话，它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美德了。

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会逐渐消逝。

他的内心深处总想象着，尽管常常是不经意间，他生活中所有这些事物仍在某个边缘久久徘徊，等待着他的召唤。可现在，看着手中的这只酒瓶，伯爵猛然意识到，一切的一切其实早已成为历史。

一九二六年

所以说，是的，生活一直都在滚滚向前，一如既往地行进着。

我的朋友，像他这号人用几个字就能给概括了：有好处的时候来得最快，干了坏事却跟没事人一样不紧不慢地离开。

“只有小说里的年轻女人才会为爱伤心而死，查尔斯。她是因猩红热死的。”

一九三〇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

“只不过，尼娜讲到这趟即将开始的旅行时，是那么激动，那么自信，那么一心一意，似乎一点幽默感都没了。她就像那些无畏的探险家，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极地的冰盖上，再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将它据为己有。可我由始至终地怀疑，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也许都在另一个纬度等着她。”

事实又一次证明，当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当中，并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谈时，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我承认，我的确没花那么多时间去冥思苦想我的生活本该有多么不同，但我相信，被迫适应某种境况和安于某种境况还是有区别的。

然而对农村地区来说，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是强制性的命令，于是，尽管农业歉收，但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缴纳粮食的配额和征购量依然有增无减。

当尼娜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伊万诺沃的边远地区，跃入她眼帘的是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小麦幼苗，它们被微风吹弯了腰。这美丽的风光令她陶醉，令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对众多和尼娜一样投身农村成为“生产突击队员”的有志青年来说，他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党的忠诚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可在俄国绝大多数地区，乃至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场人为造成的灾祸。因为正如农民被禁止进城一样，城里的记者也被禁止到农村去；私人信件的投递已被中断；客运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涂成了深色，人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一九三八年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在他未曾留意的情况下——没得到他的认可、投入或准许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中已自行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很显然，如今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吃早餐。很显然，他喝完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吃饼干，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阅读的时候，他也得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椅子朝着特定的角度倾斜；而且，任何声响，即使那声响不比鸽子踱步的声音大多少，也一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连刮胡子他也必须从右边刮起，再刮左边，最后才刮下巴。

作为斯多亚学派和蒙田的信仰者，伯爵的父亲相信上午是造物主留出来让我们辛勤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晚于六点醒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把一天该干的活儿全都做完了。

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

当生活处在动荡之中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们也会因为或大或小、或真实或虚幻的担忧感到惶惶不安。

“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意见，”米什卡说，“它既是一种抗议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它还可以是一种诗歌流派——有着自己的音步节奏、修辞规则和传统。它不需要笔，只要用枪照着自己的心脏开上一枪就能写出来。”

一般来说，长期活动于充满官僚气的政府高墙之内的人，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里发生的事。

一九四六年

所以，伯爵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呢？你为何不问挪亚知不知道大洪水，或者亚当知不知道苹果是什么呢？

是的，火烧莫斯科简直太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它只是从上千年的历史中选摘出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俄罗斯人早已证明，我们非常善于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

我们把枪口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没文化，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摧毁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绘画、诗歌、祈祷以及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

我其实挺喜欢被留下来一个人的。因为它总能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来观察我原以为自己就要离开的地方。

如果命运之神想传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东西，它会背对着我们给的。

但此时，他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外看，也不再试图寻找他熟悉的事物了。建筑物模糊的外形和路旁的街灯从他的视野中飞速地后退，就像有什么东西正使劲将它们向远方拽去似的。

一九五二年

很多西方观察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百万的公民排队去参观一位统治者的遗体？不客气的解释是，那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女在等待时悲伤地哭泣。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率领他们抵御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致力于让俄国变得强大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哭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舒适的生活，”过了片刻，他才说道，“能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吩咐人用托盘把早点给你送过来；能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和别人的预约；能让马车在宴会厅门外候着，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坐上它赶赴另一场宴会；年轻的时候能逃避婚姻的桎梏，并且永远都不用生儿育女。这才是最舒适的生活，阿努什卡，而所有这些，我都曾拥有过。但到头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那些并不舒适的东西。”

一九五三年

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天生的局限性之一。我亲爱的，一段美好的历程开启时，你是感觉不到的。

照片上左边站着年轻时的伯爵，他头戴礼帽，双眼有神，脸颊上还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右边站的则是米什卡，他看上去恨不得马上从相框里跳出去。

一九五四年

什么样的上帝，埃米尔？让贝多芬成为聋人，和让莫奈成为盲人的是同样的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他总是会回来把它拿走的。

可是，索菲亚，最好的计划一开始常常会让人觉得反感。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

作为父亲，他最后只给了索菲亚两条最简洁的忠告：第一，假如你不去掌控形势，你就会被形势掌控；第二条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最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总是很快乐。

后记

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了，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

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的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一种基本的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的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出一把力。

假如你有一个曾经珍爱的地方，而且你有数十年都没回去过了，那么智者一定会劝你永远都不要回到那儿去。

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生着改变，那么他便可以幸福地回首往事或重返故地。